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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说说曹子建“七步”赋诗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6-20 00:00于哲学网发表

 

 



    中国喜欢流传一些著名文人的风雅趣事,诸如“曹子建七步赋诗”、“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王荆公三难苏学士”、“唐伯虎点秋香”之类,大家耳熟能详。有趣的是,在民间,很多人不知道唐朝有多少个宰相,却记住一个不算是官的李白;不知道明朝到底有多少个状元,却记住了一个倒霉的解元唐伯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魏文帝曹丕,但很少会有人不知道曹植。

     

    今天,我们说的是“曹子建七步赋诗”,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中详细记载了这则故事:

     

    (曹)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见。华歆问曰:“适来莫非太后劝殿下勿杀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丕曰:“母命不可违。”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试之。若不能,即杀之;若果能,则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丕从之。须臾,曹植入见,惶恐伏拜请罪。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夸示于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笔。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果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

     

    植曰:“愿乞题目。”时殿上悬一水墨画,画着两只牛,斗于土墙之下,一牛坠井而亡。丕指画曰:“即以此画为题。诗中不许犯着‘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字样。”植行七步,其诗已成。诗曰:

     

    “两肉齐道行,头上带凹骨。相遇块山下,郯起相搪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气不泄毕。”

     

    曹丕及群臣皆惊。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闻之,潸然泪下。其母卞氏,从殿后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离坐告曰:“国法不可废耳。”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植拜辞上马而去。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想来对这个故事不会陌生。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熟悉的内容中发掘出一些以前所没有关注到的东西。

     

    首先,来说说关于《七步诗》的一些历史。

     

    (一)、《七步诗》的前世今生

     

    我们现在能够阅读到的古典诗词名篇,大多数是“来路可疑”的。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来路不正,比如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等,真正的作者是谁,至今争议不断;二是品质不纯,比如李白的《静夜思》、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无数读者的无数次阅读修改,早已面目全非,不复最初创作出时的模样。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名篇,已经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了。每一篇作品的流传史,其实都是一种接受史,也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误读与再创作。这值得好好研究。我们说的《七步诗》也难逃这个怪圈。

     

    首先,《七步诗》它来路不明。虽然大家都知道“曹子建七步赋诗”的故事,但在严肃的史料中,比如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没有记载。即便是在《曹子建集》中,也没有《七步诗》的踪迹。所以明姚福说:

     

    今世所传曹子建《七步诗》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之本传,无此,不知出何处。(明·姚福《青溪暇笔·卷下》)

     

    就目前现有文献来看,《七步诗》的最早出处,应该是南朝宋刘义庆(公元403~444年)的《世说新语·文学》中: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世说新语》作为一本志人小说,原本用意就是拾掇遗闻以作谈资,而非作为史料的,所以四库馆臣说:

     

    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於伦,未为通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

     

    依是可见,《世说新语》是不可“绳之以史法”的。且不说从魏黄初间到南朝宋的两百年间(公元220~420年)如何流传,就是这二百余年史籍无载,根据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所言鉴别伪书的公例第一条“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突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可以大致判断此《七步诗》很有可能是伪作。所以说,《七步诗》它来路不明。

     

    其次,即便抛开它的出身问题,它也是“品质不纯”,因为它在流传过程中也接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造”。上面我们看到《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是五言六句,然而唐初李善注《文选·卷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中“陈思见称於七步”一句时,引用《世说新语》:

     

    《世说》曰: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时候割裂去前面两句,变成了五言四句。不过这样,文义就有些不通畅;而且只有第二、第四押韵,也不太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在流传过程中渐渐对此五言四句进行完善。在盛唐时编纂的《初学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变化:

     

    刘义庆《世说》曰: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成诗,不成将行大法。遂作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惭色。(《初学记·卷十·帝戚部》)

    这样,《七步诗》首句变成“煮豆燃豆萁”,不仅文义完备,且第一、二、四句押韵,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模样。在宋初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中便采用了这一种诗句:

     

    《魏志》曰:陈思王植年十馀岁,读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诗。植援笔立成。太祖异之。文帝尝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若不成,加军法。植即应声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太平御览·卷六百》)

     

    现存的《三国志·魏志》中并没有“文帝尝欲害植”后一段,当是从《世说新语》中采撷阑入的。而《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并不是《太平御览》中的“五言四句”模样。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就是这种定型“五言四句”的《七步诗》,其出现在盛唐之前;在出现后迅速传播开去,并取代了原有的五言六句。如在元·胡炳文《纯正蒙求·长幼之伦》的“曹植豆萁,田真荆花”一句的解释:

     

    魏陈思王植,魏文帝弟也。帝令作诗,七步不成,应大法。王应声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释之。

     

    再如明初的《三国演义》,都是采用了定型后的五言四句诗。明末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也是这样:

     

    曹丕衔其旧恨,欲寻事而杀之。一日,召子建问曰:“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朕未曾面试。今限汝七步之内,成诗一首。如若不成,当坐汝欺诳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诗已成。中寓规讽之意。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见诗感泣,遂释前恨。

     

    在明末清初的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古诗有云:“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曹子建之诗。子建乃三国时魏王曹操之子。弟兄三人,伯曰曹丕,字子桓,仲曰曹彰,字子文,季曰曹植,字子建,乃是嫡亲同胞所生。曹彰早已被曹丕毒药鸩害了。子建高才,曹丕心又忌刻,说他的诗词俱是宿构现成记诵来的。彼时偶然席上吃那豆子,就以豆子为题教他吟诗一首。子建刚刚走得七步,就把煮豆之诗朗朗吟出。五言四句,二十个字,其中滋味关着那弟兄相残相妒之意,一一写出。曹丕见他如此捷才,心益妒忌。其如子建才学虽高,福气甚薄,不多时也就死了。

     

    尤其是其中的“五言四句,二十个字”的描述,更可见此诗的流传已经彻底掩盖住原来的五言六句的原型,成为默认的最纯正的《七步诗》。近代梁启超在《示威耶?挑战耶?》一文中也同样使用这样的诗句: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又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日本人乎,愿一思我两国历史上之关系何如?地理上之关系何如?文化上之关系何如?盖亦稍敬慎以为他日地也。(《梁启超集·文集之三十二》)

     

    通过考察《七步诗》流传定型的这个案例,也可以大致窥见中国其他诗词名篇流传变迁的轨迹:在欣赏趣味变迁的过程中,作品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名篇的界定也会发生变化。即便是名篇,在流传过程中也不能忽略大多数人的习惯。如果有违背习惯的地方,人们会用一种“集体创作”或者“误读”等方式对原来文本进行修正,直至使它符合人们的欣赏趣味。

     

    (二)、“七步”的来龙去脉

     

    日本著名学者兴膳宏先生在《<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呢?》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是七步,而不是五步、六步,或者八步、九步呢?

     

    兴膳宏先生在论述“七”这种文体的出现发展、曹植的文学素养及可能受到的佛教影响之后,得出的观点是:“七步”可能与佛经中释迦牟尼诞生时“即行七步”有关。他举出的一个论据是东汉竺大力和康孟详共译的《修行本起经》、三国时吴国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的《普曜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佛经中关于释迦牟尼的诞生。其中,又以三国时吴国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所引用的故事为典型: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是时天地大动,宫中尽明。(《太子瑞应本起经》,转引自[]兴膳宏《<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呢?》)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着兴膳宏先生的思路,举出其他的佛经例子,比如:

     

    舍彼天宫,降神母胎,从右胁生,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举声自称:“吾当于世为无上尊。”释、梵奉侍,天人归仰。(《无量寿经·卷上》)

     

    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华,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师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普曜经》)

     

    再后来的《弘明集》、《广弘明集》、《祖堂集》、《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等佛教著述,关于“七步”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我们上面说过,《七步诗》的起源很可疑,甚至可能是出现在南朝时期,而不是三国时期。同时,《七步诗》也只能是魏晋时期有深厚文学素养的文人才能写出。作为上层贵族之一的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在编辑《世说》、拾掇轶闻时能接触到这则“七步赋诗”的故事,既有其自身因素:贵族身份、爱好文学、周围文人聚集、广泛接触典籍、大量搜罗轶闻;同时也有时代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在中华大地影响日广的阶段,上层贵族尤其是南朝的门阀子弟受佛教影响更为巨大。而且我们要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刘义庆在编辑《世说新语》时既然是拾掇轶闻,那么必然《七步诗》已经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流传。也就是说,“七步”这个典故可以再往前推溯。那么,《七步诗》之前有“七步”么?

     

    兴膳宏先生给出的推论是:《七步诗》之前有“七步”,出处在佛经。这一说很有见地。但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此七步非彼七步。因为佛经中释迦牟尼的七步,可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而《七步诗》中的“七步”,源自于“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这是有限定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个七步不是随便圈定、随口说出,而应当是一种约定俗成、或者说是“惯例”。就这一层意思来说,《尚书》中的一句话可能比引用佛经里面的章句更加具有说服力: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书·周书·牧誓第四》)

     

    虽然此处“六步”与“七步”并用,但却是具有限定意义的。而且《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影响也远比佛经来得大。我们再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及其他史料作为中心,来考量在刘宋前后是不是还有使用《尚书》中“七步”这个典故的。结果我们还发现其他数例:

     

    国之大事,受兴戎,师出以律,禀策于庙,所以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顷扫涤群秽,廓清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运筹,虽左衽已戡,干戈载戢,呼韩来谒,亭鄣无警,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仁必有勇,无忘武备,溪之传韬诀,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合,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阵,齐以七步,肃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太建四年八月戊寅《班宣兵法诏》,引自《全陈文·卷三》、《陈书·宣帝纪》)

     

    臣僧辩等言,众军以今月戊子总集建康,贼景鸟伏兽穷,频击频挫,奸竭诈尽,深沟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骑短兵,犀函铁结队千群,持戟百万,止纣七步,围项三重,轰然大溃,群凶四灭,京师少长,俱称万岁,长安酒食,于此价高,九县云开,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谁不载跃?(《为王僧辩等劝进梁元帝第三表》,引自《全陈文·卷十四》、《梁书·元帝纪》、《南史》八、《艺文类聚》十四、《文苑英华》六百)

     

    上面所引的“七步”,都是单独使用,与“六步”分离;而且都是对人具有限定意义的,比如“齐以七步”、“止纣七步”。这与“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的语境更为相符。据此,我们可以肯定,《七步诗》的“七步”,不是源于佛经,而是源自《尚书》。

     

    在《七步诗》之后的“七步”,渐渐不再是《尚书》中的那层意思;而佛经中的“七步”依旧盘踞在佛教典籍中,我们日常中很少听说。而用“七步”这个典故来形容才思敏捷,则成为惯例。如在南北朝时期:

     

    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陆厥《与沈约书》,引自《全齐文·卷二十四》、《南齐书·陆厥传》、《南史·陆厥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八)

     

    敬想足下,声闻九皋,诗成七步。涵蚌胎於学海,卓尔超群;蕴抵鹊於文山,俨然孤秀。(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引自《全梁文·卷十九》)

     

    公道亚生知,照邻几庶,孝始人伦,忠为令德,公实体之,非毁誉所至,天才博赡,学综该明。至若曲台之礼,九师之《易》,乐分龙赵,诗析齐韩,陈农所未究,河间所未辑,有一於此,罔不兼综者与。昔沛献访对於云台,东平齐声於杨史,淮南取贵於食时,陈思见称於七步,方斯蔑如也。(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引自《全梁文·卷四十四》)

     

    其影响不仅仅止于南朝,即便是在北朝北魏、北齐等国也多使用“七步”这个典故。单就目前发现的墓志铭便可窥见:

     

    文华绮赡,下笔成章。高睹物,在兴而作。虽食时之敏,七步之精,未之过也。(北魏孝昌元年《元怿墓志铭》)

     

    幼含通理,阐思幽微,虽七步之章未遒,权象之能过智。(东魏武定八年《魏故侍中司空公吴郡王墓志》)

     

    幼存远度,少建高□。□过七步之贤才,□五行之俊武。(北齐武平五年《君讳昌墓志》)

     

    爰自髫剪,迄乎奇角,绰然有裕,卓尔无朋。陈王惭其七步,刘德愧其千里。(北齐武平七年《高润墓志》)

     

    之后,“七步”这个典故伴随着“曹子建七步赋诗”的故事流传深远。渐至妇孺皆知。考其原因,不外乎三个:《三国演义》故事的流传;广大人民对于文人才子智斗故事的喜欢;还有一个原因比较特殊,那就是“七步”典故写入了启蒙教材。就目前能够见到的从唐代到晚近的蒙学典籍,于其中可以迅速发现这一点:

     

    曼倩三冬,陈思七步。(唐·李翰《蒙求》)

     

    “曹植豆萁,田真荆花”:魏陈思王植,魏文帝弟也。帝令作诗,七步不成,应大法。王应声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释之。(元·胡炳文《纯正蒙求·长幼之伦》)

     

    五凤楼手,称文字之精奇;七步奇才,羡天才之敏捷。(明·程登吉《幼学琼林》)

     

    五凤楼手,称文字之精奇;七步奇才,羡天才之敏捷。(明·程登吉《幼学求源·卷二十六·文事》)

     

    三都赋,七步诗。(明·司守谦《训蒙骈句·四支》)

     

    七步才华驰许下,四知介气满关西。(清·邬仁卿《初学盘·八齐》)

     

    七步:《世说》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应声便为诗。(清·蒋义彬《千金裘·卷八·人部》)

     

    “七步诗”:魏文帝尝令陈思王植七步作诗,如不成,将行大法。植应声云:“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有惭色。(王锡元辑,王揖唐补辑《童蒙养正诗选》)

     

    由于在诸多蒙学教材中采入了“七步”这个典故,且自唐代以后《七步诗》以“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样通俗浅显的五言四句为主,所以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于《七步诗》都是耳熟能详了。

     

    (本文部分参考了[]兴膳宏《<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呢?》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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