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熟悉的环境，我们总以为是理所当然，而不加以十分的重视，也不会加以思考。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比如说，我说四句话，大家看看哪一件事情最有可能发生：

A、作为山东人，孔子很喜欢生吃大蒜；

B、灌夫使酒骂座，踢翻了自己的椅子，闹得所有人都不开心。

C、昭明太子萧统过目不忘又好学，经常在课桌的抽屉里放很多课外书。

D、李白其实也喜欢喝葡萄酒。

答案是什么呢？

首先说A，学过《中国古代史》的都知道，我国春秋时期就有“蒜”了，不过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小蒜”，产量也较低。真正的大蒜，直到汉代通西域后才传入内地的，当时尚称为“胡蒜”。春秋时期的孔子是没有机会吃上大蒜的，也就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了。所以A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

（一）、说“椅”

按照顺序，我们先来说说B。单纯“椅”这个字，出现得非常早，仅是在《诗经》中出现了两次：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诗经·国风·鄘风·定之方中》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什·湛露》）

这里面提到的“椅”，不发“yǐ（三声）”音，而是“yī（一声）”音。《尔雅》解释说：

椅，梓。（《尔雅·释木第十四》）

依照《尔雅》的解释，“椅”就是梓树、或者类似于梓树的一种植物。这与我们所想象中的坐具“椅子”相去甚远。

在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而坐，就是在地上铺上筵，再在筵上垫上席，人们就跪坐在席子上；有时也可以坐在床上。古代的床有两用：一是作为睡觉用的卧具，一个是休息的坐具。《孟子·万章上》所说“舜在床琴”的“床”，就是坐具。古人那种跪坐是很累的，所以就有了“几”。现在大家还说“窗明几净”，所说的就是这个“几”，它是长方形的，不高，类似于今天北方农村的炕几。有了“几”，就可以靠着休息一下。《孟子·公孙丑上》中的“隐几而卧”、《庄子·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说的都是这层意思。这种跪坐的方式，一直延续很久，并影响广泛。东邻日本，从东汉开始与中国进行绵延不断的文化交流，并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现在仍然盛行的跪坐榻榻米，就是学习中国的跪坐方式。

古人坐的时候，两膝跪在席或床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大家小时候不听话，父母会罚跪，跪上半个小时，腿脚就全都麻了，跪不住。古人虽然天天跪坐习惯了，但跪在坚硬冰冷的地面太久，仍会觉得不舒服，于是大家就群策群力，发明新的坐具。在汉朝的时候，出现了独坐榻，类似于床，但仅容独坐，榻的四周增加了低矮的榻足，膝盖可以不再接触地面，榻面加上坐席或坐垫后显得更加柔软，这是坐具的一个改革。随后出现了“胡床”。胡床是东汉初年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胡床由八根木棍组成，可以坐的那一面是由绳索连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扎”。

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第一把椅子，出现在敦煌第285窟的西魏壁画。壁画上，菩萨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垂足而坐。从那时起，我们现在日常的垂足坐姿产生了。但用“椅”这个名字来描述这种坐具还没有形成。而且那个时候，人们只把它当作是一种高型的坐具，人盘腿、或者跪坐在椅子上。椅子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从西域流传到中原，文人士大夫对此却兴味了了，只有少数贵族和僧侣使用。

虽然从西魏开始，椅子就已经在中原出现，但它的出现不会立刻改变广大汉人跪坐的习惯。在唐朝出现了后世的“圈椅”。在唐画《挥扇宫女图》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丰腴的宫女慵懒的躺在圈椅中。这种坐具，不再仅仅被视作是“坐榻”，而被称为“倚”：很显然，因为它可以在坐的时候倚着。《通雅》就说：“倚卓（椅桌）之名见于唐宋。”而这，将改变中国人跪坐的传统。在有名的描绘南唐官僚的画卷《韩熙载夜宴图》中，共出现了六把不同式样的椅子，其中五张都是用来垂足高坐的，只有一张是用来跪坐的，可见一斑。

在宋代（960年~1279年），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普及民间，结束了几千年来跪坐的习俗，中国人完成了从“跪坐”到“垂足高坐”的起居姿势革命。这个时候，单纯的“可以依靠”的“倚”字已经不能描述这种坐具。而且用“倚”这个动词来描述一个名词，也不符合汉人的习惯以及汉语的传统。因为椅子都是木头制作而成，所以用“木”字旁的“椅”来代替“倚”成为大势所趋。宋人著述的《新五代史》、《五代史补》、《春渚纪闻》、《老学庵笔记》、《大宋宣和遗事》、《东京梦华录》等书中都用“椅”字。宋时的孔平仲说：

古字通用，后人草则加草，木则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棹船”之“棹”。……（孔平仲《孔氏杂说·卷四》）

不过，桌椅的“椅”并没有完全盗用原来梓树意思的“椅”，而是“借尸还魂”，即借用了“椅桐”之“椅”的字形，再借用了“依靠”之“倚”的读音，然后结合起来表示桌椅之“椅”的意思。随着椅子的日渐深入生活，而表示梓树意思的“椅”日渐从生活中消失，我们熟悉的“椅”更多的是读“倚”声。以至于我们很少提及它的本义了。

这时候，我们回过头看上面提出的问题：“B、灌夫使酒骂座，踢翻了自己的椅子，闹得所有人都不开心。”椅子是南北朝时期才传入中国，西汉时期的灌夫是没有机会去踢椅子的，踢踢“椅树”倒还有可能。

（二）、说“桌”

下面是第三个选项：“C、昭明太子萧统过目不忘又好学，经常在课桌的抽屉里放很多课外书。”关于萧统本身，依照《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说：

昭明太子统，字德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三谛、法身义，并有新意。……（《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可见，关于萧统的资质问题，我们是不需要去考量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课桌”上。

我们刚才说了，古代有坐在席或床上，靠着“几”，如果学习办公，面前还得有一件家具，一般是“案”，就是我们熟悉的书案，长方形，两端有宽足向内曲成弧形。因为那时候人们是跪坐着的，所以“案”并不是很高。与此类似的，还有祭祀时候使用的“俎”。这些都是桌的前身。

桌子是和椅子差不多同时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原使用的却不远不如椅子那么广泛，为什么？因为长条形的书案远比桌子更容易跪坐时使用。“桌”，最初被称为“卓”，而“卓”就是高的意思，想来桌子最初就是很高的。这与低姿的跪坐很不适合。只有等到人们更多的采用垂足高坐的时候，桌子才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比较早的关于桌子的图像，来自敦煌第85窟的唐代壁画，画中一个屠夫正在桌子上切肉，而桌子的形制也比较简单粗壮。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发现，桌子最初主要是供人站立着使用的；使用者一般为下层劳动者，而不是上层贵族，这与椅子的流传方式不同。

随着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一片欣欣向荣，各行各业也得到有力的推动，其中餐饮娱乐业无疑是直接的受益者，与其配套的大型家具随之出现，大型宴会使用的食案是一个亮点。在唐代大画家周昉的《宫乐图》中就出现了12人围坐的大型食案。随着高脚凳、椅子的出现，这种大型食案最终会演变为大桌子。在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这种食案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条形的桌子。

宋代“垂足高坐”彻底取代“跪坐”，桌子作为椅子的配套用具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从存世的宋代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会昌九老图》、《十八学士图》、《西园雅集图》、《村童闹学图》等，可以看见那时候的桌子样式，尤其是《村童闹学图》中课桌的模样。就是在宋朝，人们把表示高的“卓”字，加上了桌子采用木材制作的特性，从而写作“桌”。这时，我们熟悉的“桌椅”，才摆脱“卓倚”的原来面目。

所以，作为南北朝时梁国太子的萧统，也是没有机会使用桌子的。至于在桌子中加上抽屉，已经是元朝时候的事情了，萧统也就更不会“课桌的抽屉里放很多课外书”了。因而C也是不对的。

经过这样的排查，答案自然只能是D。其实葡萄酒传入中国非常早，在西汉通西域后不久，葡萄酒就随着苜蓿、核桃、萝卜、安石榴等一起传入中国。据说东汉时的孟佗，就是靠向常侍张让进献一斗葡萄酒，而得到凉州刺史这个职位的：

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三辅决录》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范晔《后汉书·张让传》）

在南北朝的梁朝时候，有“献酒悉葡萄，酬言尽飞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七·车马行》）的句子，可见那时候葡萄酒已经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

在唐朝，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凉州曲》）的诗句，也有不太熟悉的“共酌葡萄美酒，相抱聚蹈轮台”（转引自任半塘《唐声诗·下编·轮台》）的句子。当时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荟萃天下财货，葡萄酒自然是可能出现的。而出生于西域的李白，受到家庭影响，会有西域的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奇怪的事。再说，李白初出巴蜀时，腰缠万贯，享受一下西域的美酒，也不应该是一件难事。李白又曾作为宫廷里面的供奉官，也有机会品尝到葡萄美酒的甘醇。他“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李白《客中行》）的诗句，仿佛就是描述葡萄酒的。所以“李白其实也喜欢喝葡萄酒”这一命题极有可能。

明初叶子奇的“葡萄酒、答剌吉酒自元朝始”（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的说法，是不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