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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大家就知道“张骞使西域”、“班超使西域”的故事，对“西域”的历史、地理以及其背后的故事，有一个或清楚、或模糊的印象。今天我们就来简略的聊聊关于“西域”的历史变迁。 一、“西域”的发现 在说“西域”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些“西域”的概念。就我们常说的“西域”其实有三层意义： 第一层，是传统意义上的“西域”，这在我们中国古代史籍中经常使用，其中又以《汉书·西域传》中的定义最为明确：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後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出，一出於阗。於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於积石，为中国河云。（《汉书·西域传》）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所谓的“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疆自治区全部以及内蒙、甘肃西部地区。新疆的地形，通常用“三山夹两河”来描述，而传统意义上的“西域”又主要特指昆仑山和天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这是狭义的“西域”。 第二层，是现在国际学术界通常采用的“西域”，通常指的是中亚细亚，即亚洲中部，包括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和蒙古以及前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地区。在某些场合，这种“西域”仅指前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地区，包括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四个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的南部，而不含我国的新疆等地区。比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化史》就是采用这种意义。这是广义上的“西域” 第三层，则是指东起我国玉门关、阳关，西到里海之间的广阔地域，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甚至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涵括在内。这层含义使用的相对少一些，但会出现在特定语境中，比如“甘英出使西域”的“西域”。这是更广义的“西域”。 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则是仅指第一层意义上的“西域”，即现在的新疆自治区全部以及内蒙、甘肃西部部分地区。 就目前来看，虽然在西域所在的甘肃、新疆、青海都有发现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而且甘肃的大地湾、马家窑等遗址更是写入历史课本。但就现有的文字记载，华夏民族对西域的记载和描述还是较晚的。如果一定要举例的话，我们只能拿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以及《穆天子传》对于西方的描述，那也仅限于“昆仑”和“西王母”而已，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从殷商到秦统一六国这一千多年里，华夏民族的活动空间还是主要在东起大海，西至甘肃，北起蒙古草原，南至湖湘吴越之间的中原大地。 等雄才伟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麾下的几十万虎贲并没有停下征伐的脚步，而是北却匈奴，西攘戎狄，南扩疆土至交趾、安南，建立了一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帝国，这是亘古所未有的创举。而秦所确立的疆域范围，也将是以后所有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所能一直有效控制的区域——能突破这个范围限制的，只出现在汉、唐、元、清的部分时期内而已。 然而，即便是“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始皇帝，对于西边荒凉的土地也是兴趣平平，在甘肃临洮停下了他征伐的脚步，那里离他起家的秦国大地不过是一两千里。在《汉书·西域志》中曾这样说： 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或许，班固在写到这“然西不过临洮”的时候，也会有一种遗憾吧，也或者有一种亚历山大大帝的那种窃喜：好在还有别的领土没有被始皇帝征服。 就像我们常说的：“好景不长。”伟大而烜赫的秦帝国二世而亡，但是他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国家体制、封建思想、行政区划、土地疆域……汉朝建立后，采用韬光养晦的黄老思想，与民休息。过了七十年，国力鼎盛，已复秦国旧观，而此时也再次出现了一个雄才伟略的的统治者：汉武帝。而那个时候对于汉帝国威胁最大的，无疑是来自北方的匈奴。于是汉武帝积极筹措对付匈奴的各种策略，这时候他听降汉的匈奴人说：“匈奴曾入侵月氏，把月氏王的头砍下来做成酒杯，整个月氏国人都非常仇视匈奴，但是找不到“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对付它，所以一直隐忍不发。”汉武帝一听，非常兴奋：“这不就是等着我嘛！”就想联系月氏国共同对付匈奴。那时候没电话，也没有手机，所以只能派人前往。而去月氏国的路上还必须经过匈奴的控制区，危险系数太大。汉武帝下令招募志愿者去出使西域，张骞光荣当选。张骞不负汉武帝和广大汉民族群众之所托，历尽千辛万苦，即便被匈奴俘虏，诱以妻子，也不失节，最终到达西域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并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中原。 虽然于此之前，可能已经有许多商人、平民由西域来到中原、或者从中原去往西域，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物质交流。但张骞的出使，却因为他身份的不同，从而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意义。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中央王朝第一次意识到西域的存在，并以此为开端，展开了对于西域的经略： 汉兴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後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於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 在此以后，无论是东汉的“三绝三通”、唐朝的安西都护府，还是元朝的察哈台汗国、清朝的新疆设省，都体现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用心和策略；而二十四史中的《西域传》、《西戎传》也忠实的记载了我们对西域的发现和认识。 二、“西域”的变迁 “西域”处于中西文化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在近代以前，西方的文化需要通过西域的过滤后才能传入东方，而东方的文化也要经过西域的撷取才能传到西方，于是中西各种文化在此交汇交融，形成瑰丽多彩的西域文化。而处于东西文化夹缝中的西域，也极易受到其他政治、军事方面变化的波及，任意东西方帝国的衰败或兴起，都会对作为“缓冲带”的西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以下，我们就简略叙述一下“西域”的主要变迁，尤其是人种及统治层的变化。 （一）、印欧语系民族时期（公元前4～公元9世纪） 1、塞种人时期（公元前4～前2世纪中叶） 正像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地球一样，在中原民族意识到西域的存在之前，西域已经存在了原住民。关于这些原住民的信息，我们可以从《汉书》中窥见一斑：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汉书·西域传上》）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後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汉书·西域传下》） 据现在的考古发掘，以及骨骼（尤其是头盖骨）研究，与上面《汉书·西域传》的相印证，证实在汉朝之前居住在西域的原住民应该是赛种人（Saka，亦称赛人）。在公元前4～前2世纪中叶，塞种人主要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沿岸地区，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一般认为，塞种人是亚利安人种中的伊朗族。至于西域更早的居民是不是塞种人、或者是其他什么民族，这已经不可考证了。 2、月氏人时期（公元前172年前后～公元前129年前后） 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秦汉北方的匈奴渐渐崛起，对中原王朝产生重大而威胁，而其东边的东胡、西边的月氏也难逃一劫。在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进攻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馀万，故强轻匈奴。本居燉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汉书·西域传上》） 居住在甘肃的月氏受到匈奴的攻击，战败西走，离开甘肃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74年—公元前161年之间，尤其是在公元前172年前后，精确的年份无从考定。月氏人离开甘肃之后，逃到塞种人居住的伊犁河流域，驱逐了原先的塞种人而据有其地。塞种人后者被迫南下，进入罽宾，而其他部分塞种人则是星散各地，“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汉书·西域传上》）”这是月氏人第一次迁徙。 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一说是公元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与乌孙合力向居于伊犁河流域的月氏发起又一次进攻，月氏再次战败： （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汉书·张骞传》） 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汉书·西域传上》） 战败后的月氏被迫离开新领地，向西进行第二次迁徙，并击破建都于兰氏城的大夏国并臣属之，而他们自己则是在妫水（即阿姆河）以北建立王庭，后来于中亚创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公元45～250 年）。因为匈奴兴起，造成了从中央亚细亚到印度的各民族的大迁徙，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 关于月氏族的人种问题，由于考古学上确定属于月氏遗存的人骨材料迄今尚未得到，所以未能确定。仅据贵霜王朝钱币上的人面像和贵霜健陀罗人物雕像，有人指出这些人面像具有高而尖的头，隆起的鼻，多髭须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一般认为他们是属于亚利安人种的月氏族（[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3、乌孙人时期（公元前129年前后～公元5世纪） 乌孙原先也游牧于敦煌和祁连山之间，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匈奴老上单于与乌孙合力西击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继续西迁以后，即留在过去塞人分布的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建立了强大的乌孙国，并吸收了部分当地塞人和月氏人：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後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汉书·西域传下》） 乌孙原是役属于匈奴的，后来逐渐强大起来，不再肯受匈奴的控制；同时，天山南北三十六国不堪匈奴繁重的赋税，也渴望脱离匈奴的羁绊。于是他们就和汉朝联系起来，共同抗击匈奴。汉朝为了笼络乌孙，与之和亲。 从西汉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乌孙一直据有今伊犁、天山北部山谷之间的区域，并与中原关系紧密。关于乌孙的语言，有学者认为是属突厥语，也有学者认为是属印欧语系，尚无定论。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下》的注中指出：“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乌孙的体质形态与一般汉人之间相异，应该为亚利安人种中的伊兰人的种族特征。欧洲学者中甚至有人认为乌孙人当是古代记录中的游牧民Assi族（属亚利安人）。其属于印欧语系民族应是毫无疑问的。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原王朝注意到西域的存在，并开始经营西域，汉人入居西域自不待言，但主要屯田的士兵，属于轮戍，很少有在西域定居的。西域周围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诸如突厥、蒙古，汉藏语系名族诸如汉人、藏人，都有移居此地的，然而规模不大，不足以改变人口中的人种结构。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9世纪，印欧语系民族在西域占最主要地位。在西域认真从事工商农贸事业、创造文化的也是这些印欧语系的民族。所以目前在西域发现的文字，除了汉字以外，就是属于印欧语系东支的和田语（也称东伊兰语，以于阗为中心）、粟特（Sogd）语（广泛流行于西域），和属于印欧语系西支的吐火罗（Tokhara）语（以龟兹、焉耆为中心）。 （二）、阿尔泰语系民族时期（公元10世纪～公元19世纪） 在魏晋南北朝，整个北中国乱得像一锅粥，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有能力的民族都去乱哄哄的中原谋一杯羹，没有谁去在意西北那个偏僻的荒漠，西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其实在五胡十六国时，建国于今甘肃地方的政权，多数都会经营西域，比如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虽然如走马灯似的换统治者，但底层的民族结构却是非常稳定的，甚至盛唐时期也是一样。 1、回鹘时期（公元840年以后～公元12世纪） 公元840年，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形势近百年的回鹘汗国（744～840），在内乱迭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又遭黠戛斯（Qirghiz）部的突袭而溃散，其部族多逃散于四方。其中一支南下，融合于汉族中；三支由贵族庞特勤率领，从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向西迁移，都对西域产生重大影响： 一支是以甘州回鹘为中心的河西回鹘。其西迁河西时，初依吐蕃。五代时吐蕃势衰，回鹘渐强，牙帐设在甘州。北宋天圣六年至景祐三年（1028～1036），甘、凉、瓜、沙、肃等州被西夏赵德明父子攻取，河西回鹘变成西夏之属。 另一支为高昌回鹘，亦称西州回鹘。先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定居，不久分出一部分人东去高昌。唐咸通七年（866），回鹘首领仆固俊从北庭南下，击败吐蕃，收复西州（高昌）、轮台（今乌鲁木齐北）等要地，使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遂安定下来。高昌（广义的指今整个吐鲁番盆地）是当时回鹘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整个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到9世纪后半期即已形成。东起哈密力（今哈密），西至冰达坂（今阿克苏北），北抵赤列河（今伊犁河），南距吐蕃。境内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分立，实行双王制。龟兹回鹘大约在12世纪初西辽西迁时而消亡；高昌回鹘，从9世纪50年代建立后，历五代、北宋、西辽、元，到14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元朝及察合台汗国之亡而亡，前后存在500多年。 最后一支，也是回鹘中最大的一支在相馺职的率领下，“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旧唐书·回纥传》）。这支西迁回鹘，建牙于巴拉沙衮，称之为喀喇斡尔朵，就是现在通称的喀喇汗王朝（亦称为“黑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在七河地区巩固住地位以后，迅速把领域扩大到喀什噶尔地区。喀喇汗王朝内部经常为争夺汗位、王位和封地而发生内讧和混战，使国力日趋衰弱。1140年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1134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内部再次发生冲突，西辽趁机占领巴拉沙衮，把东部喀喇汗王朝降为附庸，从此东部喀喇汗王朝的辖地只有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在1211年喀什噶尔的贵族暴动，杀死了末代可汗，东部喀喇汗王朝灭亡。 回鹘的这次西迁，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中对西域的影响更是深刻，这不仅体现在这三部对于西域的统治，更主要体现是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改变了西域的人种结构。我们上面说过，此前一直是印欧语系民族在西域占最主要地位，但随着回鹘的到来，情况彻底改变： 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旧唐书·回纥传》） 而乌介的十三部，据史书记载“乌介诸部犹称十万众，驻牙大同军北闾门山” 《旧唐书·回纥传》，可见仅喀喇汗王朝的“一十五部”部众更是在十万以上，这尚且不包括河西回鹘和高昌回鹘。大批回鹘人的到来，一方面是与当地的伊兰人通婚，另一方面是对不合作者的屠杀。总之，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印欧语系的伊兰人在西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回鹘人。而回鹘人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这是一次非常明显的转变。 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于此之前，当地多种文化盛行，诸如佛教、道教、儒家、景教等等，而入侵的回鹘人最初则是全民崇信摩尼教的。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西域的摩尼教无疑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没有维持太久，因为他们又渐渐崇信伊斯兰教。喀喇汗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王朝。据史料记载，1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博格拉汗萨图克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穆萨·阿布杜·克里木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推行到全境。在公元960年，有20万帐游牧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西域盛行，并渐渐成为最重要的宗教，这也是我国现在西北伊斯兰教兴旺的根源所在。因为在中国，伊斯兰教是回鹘人最先崇信的，所以也被称作“回教”，信仰的人则被通称为“回回儿”、“回人”，他们是回族人的直系祖先。 2、契丹时期（公元1132年～公元1218年） 1125年，辽天祚帝被俘，而皇族耶律大石在可敦城一带积蓄力量。1130年初，大石决计向西方求发展，自和州往西行，来到了西域的叶密立，征服了那里的突厥人的众多部落， 约四万余口。1131年，文武百官立耶律大石为帝，称天祐皇帝，又采突厥称号为葛儿汗（或译古儿汗，众汗之汗）。重建的辽朝又号哈喇契丹（黑契丹，崇尚黑色），史称西辽。西辽的统治巩固后，连年对外作战，扩展领土。在耶律大石1143年病死时，西辽的领域已基本上确立：北至巴尔喀什湖，东自今新疆西部，领有别失八里，东南抵和阗，西南界阿姆河，西达咸海，统治花剌子模。1211年，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位，并沿袭辽朝制度，仍号西辽（黑契丹）。但花剌子模和撒马尔干一带都已不再为西辽所有。西辽在屈出律统治下，前后经过了七年。1218年，蒙古军队向西辽进攻。屈出律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黑昆山谷，被蒙古军捕杀。喀什喀尔、和阗、叶尔羌等地相继投降，归于蒙古（元朝）的统治之下。西辽灭亡。 西辽的统治阶层契丹人，虽然他们的语言族属暂时还没有定论，但属于阿尔泰语系是没有问题的。作为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契丹，对于西域的统治，除了消除回鹘对于部分统治权以外，并没有其他重要的影响。屈出律篡夺西辽后，曾凭借军事暴力强迫所属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改奉佛教，并改穿辽朝契丹人的服装。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伊斯兰教的势力依然如燎原之火。其主要原因是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人口太少，而且没有与其军事实力相对应的足够的宗教文化力量。 3、蒙古时期（公元1218年～公元1637年）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民族在蒙古草原上崛起，继而征服欧亚大陆，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其中对于西域的影响尤巨。蒙古是一个草原民族，在其发展的中前期，他们对于草原的依赖和依恋，以及平原地形、南方气候等因素对于他们的限制，使得他们更乐意向中亚广袤的草原发展，而不是南下与南宋争夺天下。于是蒙古人策马向西，一路征服，先后降服西夏、高昌、西辽等西域国家，使得分裂已经五六个世纪的西域重新有了个统一的统治者，此时的统治者尚且是位于东方的封建君主。 成吉思汗于1206年攻灭乃蛮之后，开始分封诸子。作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始封地在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随着西辽的灭亡和西征的胜利，蒙古国的版图迅速扩大。成吉思汗又为其年长的诸子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指定了新的封地。据波斯史家志费尼记载：“察合台得到的土地，从畏兀儿之边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其居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即畏兀儿以西的草原地带。察合台汗国即是由察合台的封地发展而来。察合台和他的继位人通过侵夺大汗的土地，使其兀鲁思向半独立化方向发展，成为统治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的强大势力，对西域和中亚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在元代的汉文史籍中，常常把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统称为“西北诸王”。他们在名义上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但实际上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这些汗国与元政府的关系，虽然有亲有疏，但毕竟不同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察合台汗国与元朝政府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并越走越远。汗国内部本身也经常因为争夺汗位而互相火并，大打出手，最终导致汗国的分裂。察合台汗国东部在明代演变为西域各“地面”，而西部则逐渐发展为帖木儿帝国。 虽然蒙古在中原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其于西域的影响却旷日持久，绵延整个元明时期，更波及清代一直到如今。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中央王朝再次统一西域的举措，另一方面在于其改变了西域的民族构成。蒙古西征，不仅使得契丹彻底成为历史名词，而且大肆撒播蒙古人种和蒙古血统，使得回回（即原先的回鹘）在西域民族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得以动摇。尤其是在西域游牧的漠西蒙古四部，他们是瓦剌的后裔，清人称为四卫拉特。其中杜尔伯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在雅尔（塔尔巴哈台）地区，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在伊犁河流域。此后，蒙古人口虽然不能与回回一争高下，但是在军事实力上却是远胜回回的。在西域，蒙古与回回平分秋色，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今天，我们从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名上还可以管窥出那时候蒙古的影响。 4、女真（满）时期（公元1637年～公元1876年） 公元17世纪上半叶，女真在中国东北再次崛起，并与周遭的蒙古关系密切。1635年林丹汗败死，内蒙古诸部均归于清朝统治。外蒙古喀尔喀诸部向清朝进九白之贡，与厄鲁特诸部同被称为“朝贡之国”。顺治时，清军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厄鲁特蒙古诸部在西部地区得到发展：和硕特部在漠西四部中是较为强盛的一部，与准噶尔部为邻，1637年分道东迁至青海地区、河套地区游牧。其首领顾实汗在1637年即遣使去盛京，向清朝进贡。顺治帝即位后，又遣使祝贺，顺治帝诏命顾实汗统辖诸厄鲁特。后来，五世达赖在政治上也受顾实汗的控制。1654年，顾实汗在拉萨哲蚌寺病死。稍此以后，北方的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汗统治下，在西域地区崛起，并大肆向外扩张，在天山南北地区，拥有20万户、60万人众，形成一大势力。噶尔丹自立为汗，并随即得到五世达赖的认可。1679年，第巴桑结嘉错以五世达赖名义，加号噶尔丹为“博硕克图汗”。这是蒙古在西域统治的一个巅峰。 清军与准噶尔部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经过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乌兰布通之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昭莫多之战，噶尔丹两次战败，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和辎重，一蹶不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帝再度亲征。噶尔丹穷迫已极，逃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于闰 此后不久，在西域又爆发大小和卓木叛乱。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清廷沿袭古译，称为回部。回部伊斯兰教长者尊称为和卓。准噶尔部噶尔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于伊犁。噶尔丹败后，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叶尔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玛罕木特和卓，又被准部噶尔丹策零俘掳，囚禁在伊犁病死。1755年清军攻占伊犁，命玛罕木特子波罗泥都（布拉呢敦）回叶尔羌，统领旧部，被尊称为大和卓木（意为我的大和卓）。波罗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称为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五月，大小和卓木叛乱发生。两年后，叛乱被殄灭。 清朝对于西域的控制，主要得力于历次对准噶尔部的讨伐。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严密的统治体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阗，称西四城；东有乌什、阿克苏、库车、拜城，称东四城。天山东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时降清，依蒙古旗制编旗。吐鲁番城回部曾受准噶尔部侵迫东迁，准噶尔败后，又返回吐鲁番。1754年，依哈密旗制编旗。此外，哈剌沙尔城也为回部驻地。南路与东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领若干大小城堡。管城长官称伯克。管领数城的大城长官称阿奇木伯克。回部旧制，例由贵族世袭。乾隆帝镇压大小和卓木后，改革旧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废除世袭，依清官制，分定为三品至六品的品级。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驻官员，统辖地方事务，称为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南路在喀什噶尔城设参赞大臣统领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城各设参赞大臣统领。1762年在伊犁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统管天山南北路军兵。参赞大臣受其节制。下设都统一人，驻乌鲁木齐，统辖乌鲁木齐至巴里坤等地军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东建固勒札、乌哈尔里克两城，赐名绥定、宁远。满人对西域的统治渐趋稳固。 清军对于西域的经营，是以蒙古和满族为主体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领军将领的民族身份上。而它对西域的征战，也是针对西域的主体民族而进行的：准噶尔部的讨伐，目标是蒙古；大小和卓木的平叛，目标则是回回。排除民族主义因素，我们应该十分赞赏满清的举措，无论是其建立的严密统治体系，还是其对待蒙古和回回的民族制约平衡。满清的种种努力，包括对新疆官员的类似于“改土归流”的做法、在新疆重要关隘长期驻军，为西域的长期稳定、近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蒙古准噶尔部的严厉杀戮，使得西域的蒙古人口数量锐减，回回与蒙古的平衡被打破，而满族的驻军只能维持军事上的威压，却不能保证人口的优势。由是新疆的伊斯兰教势力渐渐扩大，并向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渗透，最终酿成19世纪末的西北回民骚乱。 （三）汉藏语系民族时期（公元19世纪～ ） 1、汉族时期（公元19世纪～ ） 自从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以后，汉族民众就渐渐有人向西域移居，这里面包括商人、军士、工匠、避难者等，甚至是罪犯。汉族民众会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衰而变化，其中总的趋势是在西域的汉人越来越多。在唐玄宗天宝十载，唐军与阿拉伯军会战于怛逻斯（Talas）河畔，唐军打败，从此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一蹶不振。而此后的汉族封建王朝再也没有能一雪前耻、重复旧观。自此以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汉族向西域移民也式微了，除了冒险家或避难者的尝试，西域变成了罪犯的流放地，我们大家熟悉的纪昀、林则徐、刘鹗都曾“到此一游”。事情转机出现在同治、光绪之际。 那时候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相勾结，入侵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并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而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 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这是近代中国对“西域”控制中最大的一次危机。 左宗棠奋起反击，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于是，清廷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收复新疆的大业。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营，约五六万人。这五六万军士中，大多数都是汉人，尤其以湖湘子弟为主。经过三次战役，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的诗人吟咏道：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杨昌浚《恭颂左公西行甘棠》） 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西域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起到重大作用。这也是对“西域”这个名字的总结与终结，而左宗棠公于此中居功厥伟。 以左宗棠此次带汉人军入疆为标志，不仅遏止住伊斯兰教东进的势头，还使得汉人在新疆的优势得以体现，尤其是在军事实力上，这意味着以汉族军队为基础的汉族统治正式确立，虽然这种统治还不是非常牢固，但新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在此以后的的几次汉族军队进入，尤其是1949年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入疆，使得汉族在西域的地位更加稳固，坚如磐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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