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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辫发”，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想起明清鼎革之际那段惨痛的历史来。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口号下，有一千多万汉族同胞为了自己最后的尊严，死在异族的屠刀下。这是汉族子民心中永远的痛。然而现在电视荧屏上，充斥了拖着辫子的清宫戏；在韩国《朝鲜日报》的漫画中，代表中国形象的也通常是拖着辫子穿着马褂的清朝人。大家似乎也都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其实在大家熟视无睹的眼光里，又有谁了解这“辫发”对于汉人的苦涩与沉重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辫发”的简略历史。 （一） 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就拿毛发来说，与人类同一远祖的黑猩猩之类，都是遍体被毛的，随着季节变化而褪毛、长毛；而人呢，除了头发、眉毛、胡子、腋毛等少数几处外，身上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汗毛而已，也不再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发生明显的毛发变更，而其中最为神奇又要数头发（也许还要包括男性的胡须）了：居然可以连绵不断的长下去，大有将全身汗毛的生长能力全部挪为己用的趋势。 现在想来，远在几万、乃至几十万年，人类的头发就应该是这样“滔滔不绝”的长下去的吧！那些饱而无事的远古人，偶尔捻起自己或别人的几绺头发，搓巴成一根类似于绳索的辫发时，人类的辫发史应该就算开始了。 （二） 自从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产生以后，渐渐的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对于头发的爱护。这种爱护，除了出生后要剃一次胎毛外，终生不再剪发。为什么要这么爱护自己的头发呢？我们用大家都很熟悉的《孝经》中的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个理由，是经过儒家伦理规范的解释。其实最早呵护头发的原因，是与原始巫术有关。那时候，人们都相信：身体的任一小部分可以代表其整个人，比如头发、指甲。如果对某人的头发或指甲施以巫术，那么那个人就将遭受施加的巫术。所以，那时候的人们都很看重自己身上头发、指甲、胡须之类的部件，不可随便捐弃。在《书传》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汤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乃翦发断爪，自以为牲，而祷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数千里。 汤把自己的头发、指甲贡献给上帝，就表示要以自己为祭品（“牺牲”），为天下万民请命，所谓的“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尚书》）。就可以看出原始巫术的影响来。（关于中华民族对于头发、指甲、胡须等物的信仰，可以参阅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 我们华夏的始祖对于头发的爱惜，在典籍中也可以窥见一斑：平日剪断头发那固然是不可以了——如果强行剪断头发，那就是中国古代“五刑“中的髡刑。对于头发，规定要“五日一沐”，就是五日洗一次头发；而且中国古代洗发的时候也是有“洗发膏”的，例子就是《诗经·卫风·伯兮》里面的：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自从“伯”去了东方，头发乱哄哄的像草堆一样。难道是没有洗发膏的缘故嘛？不是呀，那是我打扮好了也没人看！”。还有一个关于头发的典故“握发吐哺”，说周公选材举能，经常忙得是“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握发”，一方面是表示对客人到来的尊敬和想见客人的迫不及待；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不经意的动作中，看出古人对于头发的态度：“握发”，不是随便的一披、湿淋淋的拖在身后，也不是缠绕在头顶上，而是握在手里。 当然，最初的时候爱惜头发，是出于对于巫术的禁忌；但随着儒家伦理把对头发的爱惜，纳入儒家“孝”的规范之中的时候，我们对于头发的爱惜就不仅仅是一种禁忌了，更是一种生活中的规范，渐渐的成为一种汉人区别于四周其他民族的特征物。典籍中诸如“断发”、“被发（披发）”、“祝发”、“髡发”以及后面我们要着重提到的“辫发”，都是用在四周少数民族身上的。最早见于记载，可能要数《左传·哀公七年》里面的一句话： 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 句中的“大伯”，就是《史记·周本纪》中所说的“太伯”。据《史记》的记载：说周文王的祖父古公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太伯，老二叫虞仲，老三就是文王的父亲季历。太伯、虞仲知道古公想让季历为继承人，就“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据说这个“荆蛮”就是后来的吴国，“文身断发”是“荆蛮”的民族习惯，为了入乡随俗，太伯也只好“忍痛割爱”了。在《春秋榖梁传·哀公十三年》中，也曾提到吴国断发的“优良传统”： 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吴，东方之大国也，累累致小国以会诸侯，以合乎中国。吴能为之，则不臣乎？吴进矣！ 不过这时候吴国断发的传统应该是尾声了，因为“吴进矣”，吴国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知识，进步了，所以“请冠、端而袭其藉于成周”，要学宗周，留着头发带“冠”。又“祝发”又能戴冠，想来是不可能的。 “辫发”或者“编发”，见诸典籍记载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大约是因为辫发实在是很麻烦的吧：对于辫发，无论是洗头发，还是编扎起来，都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儿。《孔子集语·卷六·主德五》有这样一段： 《尚书大传》：……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 这里，“编发”和“重译”都是借代边疆的少数民族，这并不是春秋战国的语言。且《孔子集语》是本很晚出的书（宋代薛据编），所以不足采信。 确凿无疑的记载，出现在中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在《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 文中提到的巂、昆明两个少数民族就是“编发”的。至于他们究竟编成什么样的发型，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但从此时起，汉语中借代少数民族的语汇，除了“重译”、“左衽”之外，又多了一个“编发”。而“解编发”也和“削左衽”、“袭冠带”一样，成为中原文明开蒙四方边民的专有词汇了： 夫明暗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汉书·卷六十四下》 武帝议问群臣，谒者终军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众枝内附，示无外也。如此瑞者，外国宜有降者。若是应，殆且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而蒙化焉。”其後数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将数千人来降，竟如终军之言。（《论衡·卷十七·指瑞篇第五十一》） 不知是中原文化不够强大，不足以煦育那些凶残的边民；又或者边民的头发编得实在是太多、太紧，让中原人解不胜解。中原文明最终并没有使他们变成中央王朝忠实的子民。在烜赫几百年的大汉帝国崩塌后，引来了编发之民在中原的狂欢。 （三） 在中原四周，有“编发”习俗的少数民族，远不止太史公在《史记》中提到的“巂”、“昆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见诸史书的，就有“氐”：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後，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俗，语不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引《魏略·西戎传》） “肃慎”： 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馀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俗皆编发，以布作襢，径尺馀，以蔽前后。（《晋书·卷九十七》） “吐谷浑”： 吐谷浑，……于是乃西附阴山。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缡。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晋书·卷九十七》） “高昌”： 高昌国，……其国盖车师之故地也。南接河南，东连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ㄜ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力等，皆其镇名。……。面貌类高骊，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梁书·卷五十四》） “于阗”： 于阗……其地多水潦沙石，气温，宜稻、麦、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国中妇人皆辫发，衣裘袴。（《梁书·卷五十四》） “芮芮”（即蠕蠕、柔然、茹茹等）： 芮芮虏，塞外杂胡也，编发左衽。晋世什翼圭入塞内后，芮芮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刻木记事，不识文书。马畜丁肥，种众殷盛。常与魏虏为仇敌。（《南齐书·卷五十九》） 其他不见于记载而又有“编发”习俗的少数民族，可能还有很多，只是因为没有史书记载，而不能加以考证罢了。 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是匈奴、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盘马弯弓的乐土，而作为大多数的汉人却是被狩猎的对象，被贬称为“一钱汉”、“汉狗”。而同时期鲜卑拓跋氏因为建立起享国长久的大魏（含北魏386~534，东魏534~550、西魏535~556），无疑是当时中原大地最耀眼的少数民族。然而在《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中，他们却被称为“索虏”或者“索头虏”。毫无疑问，“索虏”或者“索头虏”是含有贬义的，不是一句好话。但是为什么用“索虏”或者“索头虏”这个的称呼呢？ 在古代，“索”指的是粗绳子，“绳”是细绳子。而头发编成的辫子，就很像一条绳索。那么鲜卑人被称为“索虏”，是不是因为他们辫发的缘故呢？为此，我们先来看看鲜卑人有没有“辫发”的习俗。据《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记载，鲜卑有“髡头”的习俗：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晏毕，然后配合。 与之同种的乌桓同样有“髡头”的习俗 乌桓者，本东胡也。……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由是可见，鲜卑人并没有汉民族爱惜头发的传统。那鲜卑人到底是不是留着辫发，我们目前在史书上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在《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中有这样的记载 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 从《南齐书》的叙述可见，“索头”这个名字的来历至少是与他们头发有直接关系的。从我们在后面要讲到的辽代契丹人、金代女真人、元代蒙古人，乃至清代的满族人，他们都是“髡发”而留发辫的。由此可以大致推出，那时候的鲜卑人，大约也是“髡发”而留发辫的。由此，他们才被南方的汉族称为“索虏”。现代的学者大体都采用这种说法。比如章太炎说：“沈约作《宋书》，号北朝曰索虏。托跋编发为辫，故曰索头虏。”（《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 在范文澜等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也有“宇文部言语与鲜卑语略异，剪发，留顶上一部，打成发辫与拓跋部相同，因此宇文拓跋两部被称为索头或索虏”（《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四章》）、“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六章》）的说法。 在沈约《宋书》中，索虏还是专指当时统治北方的鲜卑拓跋氏，但随着时间的迁移。“索虏”渐渐变成指代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不再专指鲜卑拓跋氏。唐代刘知几《史通》中就说：“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也使用了这种说法。由此可见。 “髡发”、留辫，那是鲜卑人自己的民族习俗，但他们统治下的汉民有没有随之也“髡发”、留辫呢？在西晋以后的中原，各个少数民族轮番入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原大族多是结坞自保，并世代传承着汉朝的习俗，不为胡化。“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十六国时期过后，就是“索头虏”的统治，但是北魏一直忙于内部火拼、外部征伐，没有多少功夫关心民事；社会的底层主要还是靠世家大族的自发组织管理。因而汉民得以保存自己的民族习惯。在《魏书》中，我们看到可以看到一下几则关于头发的故事： 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馀不息，家人罕有知者。（《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文晔攀援文达，哭泣号咷，以爪发为信。文达回还，复经白曜，誓约而去。白曜曰：“卿是休宾耳目腹心，亲见其妻子，又知我众旅少多。善共量议，自求多福。”文达还见休宾，出其妻儿爪发，兼宣白曜所言及国军形势……（《魏书·卷四十三·刘休宾传》） 可见汉族对于自己的头发的珍惜，一如《书传》中提及的商汤。在范文澜等主编的《中国通史》中是这样说的： 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六章》） 综上可知，汉族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发体衣冠。相反，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对鲜卑人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汉化”、“去鲜卑化”活动，使得鲜卑慢慢融入中原文化。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原迎来了汉族一统的隋唐，于是“尽循周制度，还列汉衣冠”。“辫发”这一次再次还原了了它代指边疆少数民族的本义。 （四） 说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也好，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当公元906年的时候，大唐这个病入膏肓的巨人终于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停止了所有的垂死挣扎，天下再次变得沸反盈天——尽管之前已经是干戈四起，但大唐死了以后，似乎大家闹得更加起劲。谁也没有过多关注，在中国的北方，一个叫阿骨打的契丹汉子建立起一个国家：辽。 契丹人是辽国的统治者，关于他们的资料，目前有很多壁画、史书、考古资料，都表明他们是“髡发”的，但不是都辫发（参见下图：《契丹人的发辫》，转引自[日] 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之《中国人辫发的历史》）。
而继契丹而起的是女真，他们同辽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金。很快，他们就灭掉了之前的主人辽国，并继续南下，攻陷宋国的首都开封，占据中原。女真是一个辫发的民族，宋代陈准在《北风扬沙录》中记载： 人皆辫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胪后发，以色糸系之。富人以珠金为饰。 就陈氏的描述，可以看出金人与后来的满族头式极为相近，甚至可能是一模一样。金太宗在天会七年（1129年）颁布和清初极为类似的髡发胡服令：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大金国志·卷五》） 于是，中原衣冠彻底凋零。据桑原廌藏的考证和推测，当时金国统治下的汉民都是穿女真服饰而辫发的。甚至被金人俘获的南宋官吏也要被强制弄成辫发： 何充，汉州德阳人。秘书监耕之孙。通判黎州，摄州事，预为备御计。及宋能之至，建议急于邛崃创大小两关仓及砦屋百间，亲督程役。俄关破，充自刺不死，大军帅呼之语，许以不杀。充曰：“吾三世食赵氏禄，为赵氏死不憾。”帅设帷幄环坐诸将，而虚其宾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罢。它日又呼之，欲辫其发而髡其顶。曰：“可杀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监州也，可聚吾民使杀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将遗以酒茗羊牛肉，皆却之。自是水饮绝不入口。敌知其不可强，将剐之，大将曰：“此南家好汉也，使之即死。”于是斩其首。（《宋史·卷四百四十九·何充传》） 南宋依东晋故事，据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犹能存汉家冠仪。于是南人就以“辫发”来区别敌人与友军： 时顺昌受围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东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辫发者辄歼之。《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因缘，蒙古人依着葫芦画瓢，遵照女真兴起的模式，很快崛起并灭掉金国，随后挥军南下，最终灭掉南宋。然而蒙古人也是髡发留辫的，只是蒙古人的发辫式样与女真不同： 上至成吉思，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宋·孟珙《蒙鞑备录》） 因为要生存下去，已经没有了爱护头发的习俗，也没有了汉族人的廉耻，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障碍。中原的汉人既然能在女真的统治下，剃发编女真式样的辫子，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在蒙古的统治下，剃发编蒙古式样的辫子。而南方的汉人先是属于南宋统治，继之的是元朝。元朝关于髡发，是没有强制要求的——只有那些急于阿谀蒙古的民族败类，才会学着蒙古人髡发。所以大多数南方人其实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发式。 幸好，天不绝汉，在中原腥膻了两百多年以后，终于汉人再掌未央。明太祖皇帝在一统天下后不久，便在下令“诏悉复衣冠唐制”，一改洇染汉人数百年的胡俗：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髻，深襢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启元，乃诏悉复衣冠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屯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淡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截两胡衣，其辫衣、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何孟春《馀冬序录·卷一》） 于是中原大地“不移唐日月，重著汉衣裳”。连留在大明土地上的蒙古、女真、契丹也都开始蓄发。“辫发”在中华大部分土地上绝迹。 同时，宋明理学伴随着民族意识也渐渐深入社会中每个角落每个人——不论士子官吏、贩夫走卒，还是乞丐愚氓、翁媪妇孺——每个人都有一种民族的意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头发在汉民族受过伤的心目中，地位愈发的重了。 （五） 女真，犹如野草、犹如阴魂，在东北蛰伏了数百年后死灰复燃，再次成为汉民族的心腹大患，并最终占有华夏九州。“辫发”的噩梦又一次出现在汉人的生活中。 我们上面说过，女真人是髡发留辫的，这是他们的习俗。清朝的太祖、太宗时期，辽东投降过去的汉人都是要髡发留辫的。这是可以想见的：那些人投降了，自然是被迫自己的民族，理所当然要站在女真人的立场上了。 中国本土汉人的辫发，是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开始试行，当时命令沿道的汉人都要辫发，在 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东华录·顺治卷二》） 强令剃发易服，使得命令所到之处汉人群起反抗，眼看清军形势不稳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同月的二十四日，又布告如下： 予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满清兴亡史》）
于是风波平息。 等过了一年，也就是在江南平定之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六日，清廷态度突然一变，下剃发之令，开始例行辫发，其略云： 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录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急辩，决不轻贷。（《满清兴亡史》） 清政府规定，除了僧侣和道士可以不辫发易服以外，其他人等都要遵照以上的诏令。连绵延近两千年的衍圣公家族也难逃“薙发”的厄运。 上面提到，中国南方一直绵延着醇正的汉风。即便是在蒙古统治时，也是没有集体薙发的先例。如今要“薙发易服”、“以夷变华”，于是整个南方都动荡起来。其中，d’Orléans的《征服中国的鞑靼二帝的历史》中有如下描述： 辫发、胡服的新制，极大的刺痛了汉人的情感，导致他们的反抗。他们开始在地方发起叛乱。比起受到夷族的统治，更让汉人感到奇耻大辱的是，象征受夷族统治的辫发和胡服。先前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如羔羊般柔顺的汉人，如今却为了了保护头发不收侵犯而如虎奋起。…… 而卫匡国（Martin Martini）的《鞑靼战纪》中，有关浙江绍兴府有如下记载： 鞑靼军队在没有遭到特别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绍兴府，浙江省南半部的府县亦显出可以顺利征服的情势，然而，当鞑靼军队要强制性地让刚归顺的汉人辫发之际，所有的汉人——有士兵也有市民——皆手持武器，揭竿而起，不是为国家，亦不是为皇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和鞑靼军队以命相拼，遂将鞑靼军队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在民族内斗中耗尽精力的汉族，终究敌不过凶狠女真的屠杀。整个中国除了几千万颗束发的人头，以及无数逃遁方外的僧人、道士，只剩下一个个拖着“猪尾巴”的满清奴才。一部《发史》，就是一本汉民族的血泪史。 时光荏苒，汉民族的血一直在流淌，最终汇聚成一条奔腾的大河，把一切抵制汉化的障碍扫除。两三百年后，一群南方人率先而起，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最终将象征“夷化”的辫发剪除，并开创了属于华夏人民的新天地。我们回首看那三次“辫灾”，能不感喟于汉族蒙受的耻辱与不屈的抗争！ （文中金代以后部分参考了[日]桑原骘藏《中国人辫发的历史》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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