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泰山有“五大夫松”，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公元前219年的时候，始皇帝巡视东方，并登上泰山，举行封禅活动，在他下山的途中，突然遇到狂风暴雨，书中记载：

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

估计当时遇到的是雷暴雨，下得很突然，碰巧周围就有一棵树可以遮风避雨，避免堂堂的皇帝被淋成“落汤鸡”，换后世的话说，这叫“救驾有功”。所以始皇帝龙颜大悦，一高兴就给这树封了个“五大夫”的爵位。也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五大夫松”。

始皇帝可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他特定的寓意。例如我们刚刚说的：封一棵树为“五大夫”。为什么一棵树为“五大夫”这个爵位，而不是其他的爵位呢？我们都知道，秦汉时期的“二十等爵制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

从《汉书》这段话，我们看到“五大夫”是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单单从这张枯燥的表上，我们还看不出第九级的“五大夫”与第八级的“公乘”、第十级的“左庶长”有什么区别。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看《后汉书》中的几段文字：

夏四月丙辰，诏曰：“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悉免其刑。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後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後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赐民爵，人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脱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贞妇帛，人一匹。（《後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阳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後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这里面的具体细节，我们下面还要讲到。暂时先只看里面的“爵过公乘”这四个字。前面有提到：“公乘”是爵位的第八级，而“五大夫”则是爵位的第九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也就是说一般的爵位是不过“公乘”的。这为什么呢？联系里面说的“民爵”，“爵不过公乘”是不是这与“民爵”有关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民爵”，顺便解答上面提到的问题。

秦汉时期施行的“二十等爵”制度，其实肇始于商周时期的“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正式提出“二十等爵”制。从《商君书》中可以看出，他最初的构想或者目标是为了鼓励耕战，尤其是为了奖励军功：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商君书·卷十九·境内篇》）

这种授爵，是伴随者“田”“宅”“子”“官”等诸多利益在内的。获得的“甲首”越多，获得的相应利益也就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秦国军队的素质和对战争的渴望，为秦统一六国打下基础。

在秦汉时期，获得爵位的方式除了军功授爵之外，还包括①国家对官赐爵；②国家对吏赐爵；③纳粟得爵，卖爵；④国家对移民的赐爵；⑤国家对“民”的赐爵。以上六种方式是重要的获得途径。至于皇帝某日高兴，随便给身边某人赐予爵位的情况，就算是特例，不在这正规的六种途径中。

这六种获得爵位的方式中，还有几点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古代，尤其是秦汉时，官与吏是不同的两种身份，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公务员与合同工一样，差别很大，所以这两种获得爵位的方式是分开的。第二点、中国人都是安土重迁，国家为了招徕移民、或者为了加强边境人口，通常会祭出“赐爵”这个法宝，这一招在《商君书·卷十五·徕民篇》中已经提到。第三点，就是“民爵”问题，需要重点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对此不了解。

秦汉时的社会分层，通常是“士农工商”。所谓的“士”，等同于在获得爵位里提到的“官”“吏”。而“农”，就是“民爵”中提到的民，特指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处于社会的中层。我们看前四史，经常发现有“良家子”一词，就是特指“家庭出生”为“士”、“农”者，“非医、巫、商贾、百工也”（《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至于“工”“商”，不过是有人身自由的下等人罢了。还有没有人身自由的下等人，那就是“奴婢”、“贱民”，类似于奴隶，在那时，他们甚至算不上是国家的公民。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秦汉时的“民”，在社会结构中还是处于中层的，与后世不同，国家对“民”赐爵的现象也就好理解了。

国家对“民”赐爵并不是偶然现象，以汉朝为例，在前后汉四百三十年历史中，有据可考的民爵赐予计90次。除去开始时的第一次（公元前205年高祖二年，接下来的一次则是隔了十年之后的公元前195年惠帝即位）、以及最后两次（公元168年灵帝即位，之前一次是公元147年；后一次是公元215年，献帝娶曹操之女），因为这三次都是特殊情况，每次间隔都比较大，都在十年以上，尤其是最后一次，已经间隔47年之久了。从公元前195年到公元147年的342年之间，共有87次，平均四年一次。当然，这只是平均数，并没有定数，比如公元前47、公元前43年、公元75年等，都是一年内赐予民爵两次；而公元144、145、146、147年更是每年一次；而公元前179年文帝即位时赐爵一次，下一次已经是景帝即位的公元前156年了，间隔了23年。但这87次中的间隔很少有超过10年。

关于赐爵的原因，种类繁多，一般是因为皇室庆典或者国家发生大事，这既包括喜事儿，比如立皇太子、新皇帝即位、出现祥瑞、皇帝改元等，也可能因为是发生了灾难，比如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那一次：

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诏赐民爵。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满者，以实除之。（《後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因为赐爵的原因不一，所以赐爵的范围对象、等级也不一。常见的是普赐天下，赐民爵一级，比如西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的那一次：

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汉书·卷五》）

但也有只赐给一个地方的。比如西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赐云阳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汉书·卷九》）

关于赐爵对象，自唐朝以后，很多人认为每次赐爵只给每个家庭的家长。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研究表明，赐爵是以全体编户的良家成年男子为对象，哪怕一家中有十个成年男子，赐爵时也会恩泽均沾。虽然有时也会面向14岁以下的小男，乃至10岁以下的男孩，但通常是15岁以上的“大男”。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皇室立皇太子、皇太子成年等的时候，通常颁布的诏令是这样的：

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赐民为父後者爵一级。（《汉书·卷五》）

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後者爵一级。（《汉书·卷五》）

皇太子冠。皇太后赐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为父後者爵一级。（《汉书·卷八》）

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後者爵一级，列侯钱各二十万，五大夫十万。（《汉书·卷九》）

皇太子冠。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汉书·卷九》）

“为父後者”，就是家中的长子。只有这个时候，家庭中就只有长子才能享受这种恩惠。赐爵有时候不仅仅是一级，还有出现赐爵数级的现象，比如后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

阳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後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赐爵不仅仅只有一级，而是一、二、三级都有。就统计资料来看，西汉多数为赐“爵一级”，没有等级差别；东汉则多赐“人两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级”。文中说的“人”就是指“民”；“三老”，是当时县里的“基层干部”，在汉初，“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汉书·卷一》），类似于今天社会结构中的“村长”，“孝悌”为尊老爱幼的模范家庭，“力田”则是努力耕种的先进工作者，这写国家都特加优待、重点奖励，比普通的“民”多一级，有时候甚至会在单独给他们赐爵，比如西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0年）“赦天下徒，赐孝悌、力田二级””；至于“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指的是没有户籍的自耕农、以及流徙他方欲定居的人，这些人还没有沦为“奴婢”或“贱民”，国家予以招抚，一方面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纳税的户数。在拥有稳定的户籍和耕地后，下一次赐爵时他们就是“民”，而不再是低人一等的“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了。

我们上面说过：两汉正常对于民众赐爵是平均四年一次。而现在我们又看到赐爵也不仅仅局限于每次一级，甚至有至三级的。那么会不会有个普通人因为活得时间长，而被累加赐爵到第二十级的“列侯”啊？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家在制定“民爵”的时候，已经规定了民爵等级的范围：只能在第一级“公士”到第八级“公乘”之间。所以普通的民最高的爵位只能是“公乘”，“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子”是自己的儿子，“同产”是指自己的兄弟，“同产子”则是兄弟的儿子。到了“公乘”之后，再次赐爵只能“转加”家族中别的男子了。

第八级“公乘”以上，那是“吏爵”和“官爵”，“官”“吏”是属于“士”的阶层，与“民”的阶层是存在鸿沟的。这是民爵的关键点之一。民爵等级的范围不仅仅是规范和限定了民爵的范围，也是限制和确定了“民”的身份，那就是永远在级别上低人一等。始皇帝封那棵遮风避雨的大树为“五大夫”，是为第九级，寓意它不再是普通的“民”，而是国家的精英阶层“士”；因为功劳不是非常大，所以只是“士”的最低一级。可见其用心。

很多人会很奇怪，国家为什么要给普通的“农”赐予爵位呢？

在秦汉时期，纳入“二十等爵制”的只有“士”“农”两级，对象分别是“官”“吏”“民”，以及此三者出身的“军”。如果说“官”“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社会结构的上层的话，那么“民”就是社会结构中的中层，因为他们有人身自由，既不是统治阶级，也不能完全算是被统治阶级，他们创造和生产社会最基本的财富：粮食和布帛。可以视他们为是社会的支柱，如果他们不稳定、或者向两极分化——一级是地方豪强，一级是沦为贱民、奴婢，那么社会也将动荡。为了稳定并稳固这一阶层，于是就引进了“民爵”这一制度。

通过爵位，在家族上一层的乡里管理中，不再仅仅依靠年齿，还可以依靠爵位，这是构筑社会底层结构的两重保障。但这又不仅仅是爵位等级问题。一个人获得“民爵”，意味着他的身份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他也就是社会的一份子。爵位是他们得以过上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保证。当时，“民”的身份和爵位是由乡里掌握的，如果一个人离开他所在的乡里，那么他的身份与爵位都将消失、不复存在，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流民”，从而降入社会的“次底层”，并有沦落为“奴婢”“贱民”的危险。有了这种威胁，所以一般人都会稳定的呆在乡里，安土重迁。这样，国家的税收也就有了保障。可见，国家通过民爵可以有限的掌握“民”的数量和信息，并使得广大的“民”不能迁徙，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缴纳赋税。

上面已经提到过，国家对于那些流民、没有身份者（“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也会在特定的时候赐予爵位、予以招抚，使得“民”的阶层稳固加强，而不会因为某些不可测的天灾敌害，导致大量的民迁徙流亡后，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奴婢”、“贱民”，乃至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我们通常说“买官卖爵”，是形容一个社会腐败、吏治松弛的。可能我们对这个词理解有些偏差，至少“卖爵”就很值得讨论。尤其是在秦汉，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后汉书》，当时的“卖爵”有三种情况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种情况：卖爵获粟。比如始皇帝四年（公元前243年），“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败爵一级。”这是为了国家不至于出现灾荒。再如汉文帝时，“匈奴数侵盗北边……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这是为了实边。这些“卖爵”举措都是利国利民，无可厚非的。

第二种情况：卖爵徕民。比如西汉“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爵位的价格很低，这样很多流民就可以花很低的价格获得爵位，进而获得“民”的身份，使得他们不至于沦落流浪。这也是善意的举措

第三种情况：卖爵谋食。当全国大范围出现灾荒时，如何让更多的人活下去呢？我们来看看《三家注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中的一段话：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索隐》崔浩云：“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也。”】

国家也没有太多的救灾能力，就准许卖爵，这时候，爵位就成为“民”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

从上面三条，可见很明显的看出：“卖爵”是有其重要且积极的意义。而后面两条都是关于民爵的。可见“民爵”还有其他的多重作用。

赐予民爵是一项关系社会结构的活动：虽然没有在国家的法典中规定“因为某事，皇帝需要颁布诏令，赐予民爵”，而是一则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东汉以后，“二十等爵制”渐渐败坏，社会结构也出现很大的变化，这预示着“民爵”也将走入末路。但《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都有赐民爵的记载。南北朝时期，南朝赐民爵还有很多次，《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有多处记载，比如陈朝仅33年间，据《宋书》记载就赐民爵13次；而北朝只有在《魏书》、《北齐书》中有记载，次数也远不及南朝。有史可考的最后一次赐予民爵，是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甲子，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赐爵一级。”（《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估计那时候天下的百姓，已经都不再知道自己居然也是有爵位的了。

（本文主要参考[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