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过文学史的都知道， 上一次我们说了“县”的来历。这次算真正的进入主题，来聊一聊我们通常所说的“七品芝麻官”。 二、说“县令” 上次我们说过，县制最早出现在春秋中前期，大约是公元-700~-630年之间，到我们现在仍在使用，其间已经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几乎是时刻伴随着中国文明发展。从设县开始，就必然会出现掌治其县的官员，随之出现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县令、知县、县尹、县长……别小看这芝麻绿豆官，几乎历史上的所有达官显宦都要从这小小的县官奋斗起来。以下，我们就按照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把“县官”分为春秋战国、秦汉、晋、隋唐、宋、明清六段来说。 （一）、春秋战国 西周穆王时期的器物《县妃簋》底铸铭文88字（其中重文2），原文经过整理，大致如下： 隹十又三月既朢，辰才壬午，白屖父休于县妀，曰：□，乃任县白（即伯）室，易女妇，爵□之戈、周玉、黄□，县妀奉扬伯屖父休，曰：休白□□恤县白室，易我隹易俦，我不能不眔县白万年保，肆敢肆于彝，曰：其自今日孙孙子子毋敢朢白休。 铭文里面提到的“县伯”，是一个叫做“县”的诸 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那么，掌治其县的官员都是谁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左传•宣公十一年》中的那段文字“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可见当时楚国把县邑之长称作“县公”。而“县公”与“诸侯”并列，可见“县公”与“诸侯”的等级相同或者相差不多。由此我们揣测当时情况就是楚国把陈国变成了一个县，接着楚王就像西周初期分封亲属、功臣那样把一些贵族分封到新吞并的领土上，称作“县公”。楚国与县的关系就像西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一般。此时候的县，类似于“封邑”；而“县公”，不亚于一个小诸 在数十年之后，《左传》再一次提到楚国的“县邑之长”时，它已经换了一个新名字：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颉归。（《襄公二十六年》） 在鲁襄公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547年的时候，“县尹”这个名字就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而这个名字，在一千多年后将再次出现在中华的大地上。《左传》中还有一则关于“县邑之长”的资料：“赵孟问其县大夫，……（《襄公三十年》）” 了解了上面的一些知识点，再来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说：“县邑之长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晋谓之大夫，鲁、卫谓之宰，楚谓之公、谓之尹，其职一也）。”与前面征引的几则文献相印证，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从马端临的这句话出发，我们来看看《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一段话： ……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如果鲁、卫真的像马端临说的那样把县邑之长“谓之宰”，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孔子他也是当过“县令”的。这非常有趣。 通过考察以上几则资料，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的县宰（或者说县公、县尹、县大夫）都是职权较大、等级较高的，比如楚国前期的县公就是封邑的所有者，犹如小 战国时期，尤其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改变了类似于封邑制度的县制，有了后世县制的雏形，也就有了通常所说“县令”的前身。《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有如下一段话： 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以颁田里，以分职事，掌其治讼，趋其稼事而赏罚之。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 读这一段文字，再与我们上面的结论对照，就可以知道《周礼》的不可信。至少“县正”没有任何诸侯国采用——或者是采用了，没有留下文献记载。而县正仅仅是“下大夫”，更是不可信的。所以《周礼》关于“县正”的描述其实是战国时期的情况，所以与春秋时期不符，倒是与后世的“县令”工作内容很是相似。 （二）、秦汉 秦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在全国实施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举措，充分展示了始皇帝的雄才伟略。虽然秦朝不过十几年，而它对两汉及之后王朝却影响深远。这也是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对秦始皇极度敬仰的主要理由之一。这些举措中就包括郡县制，它使得县制得以正式确立，并在全国得以划一，乃至一直使用至今。《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说法是：“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皆秦制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则说：“汉制，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侯国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汉因之。”于此也可见一斑。 自秦朝以后，县令作为国家指派的最低一级行政主官，一直绵延之清末。秦朝在最初设立县令的时候就对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做了因地制宜的应对。比如“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也就是说，县中有万户，掌治其县的主官称为“县令”；如果县中没有万户，那么就只能称作“县长”了。 “县令”的称呼出现在战国时期，比如之前提到的《庄子》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一句。而出现在战国晚期的《韩非子》中，“县令”一词已经是比比皆是。而我们非常熟悉的“县长”一次则出现的非常晚，在先秦的典籍中都没有出现，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始皇帝的独创。 “县令”与“县长”之间，不单单是称谓的区别，还应该在俸禄上存在差异。秦朝时的具体差异已不可考，但两汉的制度尚可见其遗意。西汉规定县令秩为千石至六百石，铜印黑绶；而县长只有五百石至三百石，为铜印黄绶。东汉则规定县令秩为千石，铜印黑绶；长为四百石至三百石，铜印黄绶。区别是很明显的。 最后，我们还要通过秦汉间有关“县”的一个故事来纠正大家一个常识的错误。通常，大家认为秦朝暴政苛刻，生民凋敝。其实不是这样的：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馀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於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楚汉争霸带来的危害，那是远胜于秦朝的政策了。 （三）、晋（附：南北朝） 西晋是个短命的王朝，而东晋又偏安一隅，为什么要单独提出来说呢？主要因为“九品中正制”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影响。就其对县令的影响来说，有两点：一是产生官员的品级，为以后的“七品芝麻官”奠定了基础。二是在北齐的时候，利用九品中正制对县进行分级，把县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县至下下县凡九等，也影响甚广。这都是值得特殊提出的。 在晋朝，县令有治绩，可以转任郡守。如《山公启事》曰：“温令许奇等并见能名，虽在职各日浅，宜显报大郡，以劝天下。”皇帝下诏说：“按其资历，悉自足为郡守。各以在职日浅，则宜尽其政绩，不宜速他转也。”这在以后成为惯例：县令有治绩可以转升郡守。比如在后魏时，孝文帝规定：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 而此时县令的俸禄优渥，从太和二十二年的《次职令》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后魏孝文帝的时候，“以北平府长史裴聿、中书侍郎崔亮并清贫，欲以俸禄优之，乃以亮带野王令、聿带温县令，时人荣之。”（马端临《文献通考》）也正因为这份丰厚的报酬，所以很多人都想厕身其中，使得吏治败坏，以致“缙绅之流耻居其位”（马端临《文献通考》）、“士流耻居之”（郑樵《通志略》）。直至后魏武成帝时，元文遥遂请革除此弊，“县令始以士人为之”（郑樵《通志略》）。 （四）、隋唐 在经历近三百年的分裂后，隋朝再次一统天下。新的朝代，在县制上对过去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继承的是县有令、有长，“县令则计户而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县百四十石，其下各以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六十石。”而发展的，则是在隋炀帝时期。 我们都知道，隋炀帝是个很能闹腾的家伙，因而县制也不免要被他折腾一番。他以大兴、长安、河南、洛阳四县为京县，以其县令为正五品；剩下的诸县皆以所管闲剧及冲要之处以为等级。其中上县的县令为从六品，中县的县令为从七品，而下县的县令只有正八品，比“七品芝麻官”还低几级呢。 隋朝和西晋一样，也是个短命的王朝。随后混同海内的是煌煌大唐。大概唐代的皇帝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并没有完全变革隋制。只是把“京县”改称“赤县”，京县以下的九等变成六等。据《旧唐书》，盛唐时全国共有赤（三府共有六县，即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紧（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馀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令各一人。其官品从正五品上起，依次为正六品上、从六品上、正七品上、从七品上、从七品下。 我们所熟知的“知县”最初也出现在唐朝。所谓知县者，并非是县令，而是使之知县中之事，就是杜佑《通典》中所谓的“检校、试摄、判知之官”。唐姚合为武功尉，作诗曰：“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亦谓之“知印”，其名始于贞元以后。其初尚带一“权”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曰：“华阴令卒，非选补时。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是权知者，不正之名也。至于普设知县，则是起自宋初。《云麓漫钞》曾辨析唐宋两朝县官的差异，说：“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县，差选人曰令，与唐异矣。” （五）宋（附：元） 宋初建隆元年的时候，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中下、下（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 因为五代十国时，往往是龌龊无能者才被任命为县令，所以天下之邑率皆不治。使得五代十国的糜烂局面愈发不可收拾。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在建隆三年，开始以朝官为知县。其间有时候会掺杂使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宋史》说：“宋初，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建隆四年，诏选朝士，分治剧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祐知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自此以后，遂罢令而设知县，沿其名至今。” 乾道元年，诏京官知县以二年为任。虽屡有更革，卒以三年为任。这是县官一任为三年制度的肇端。 自政和以来，太平盛时，人皆重内轻外，士大夫皆轻县令之选，很多人被吏部选去当知县，也不到任。为了改变这一情况，靖康初，宋钦宗下诏，初次当官，只能去地方当知县去： 七月，诏三省申明旧制，今后不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实历知县者，不许别除差遣。（《宋史》） 由于之后不久就是靖康之变，所以这个命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问题依然存在。到了南宋乾道二年，曾下诏说：“今后非两任县令，不除监察御史。”绍兴初，数申严之，后或废。孝宗在位，持之甚严。庆元初，又下诏书：除殿试上三名省元外，都需要去基层当县令，体验一下生活。五年，又令试大理评事官已改官未当过县令的人，都要亲民一次，著为令；旧捕盗改官人，也要下基层锻炼。自此以后，虽宰相儿子、殿试科甲人，都免不了要去当芝麻官了。 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中华，所以每县都有达鲁花赤（即“执政官”之意）一人，掌一县之政务，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充任。而汉人只能担任作为副职的县尹（春秋时期楚国曾出现过的）。其品职：上县从六品，中县正七品，下县从七品。 （六）、明清 明朝建立，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的，所以在制度上很重视恢复以前宋朝的制度体例。但在县制上，还是多有变革。在宋朝之前，划分县的等级，都是以县中户口多少为依据。而在明初，这个规则变了。《太祖实录》说： 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正七品，丞薄如中县之秩。…… 大家可以看到，划分县等级的依据变成了税粮的多少，而不再以户口的多少。 明朝正式建立后不久的洪武年间，规定所有的县令不再有等级的区别，而是全国所有县邑统一为正七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道： 乃一齐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之矣。 姑且不论这种规定的好坏与否，但它一直绵延了清末，共计持续了五百余年。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七品芝麻官”的由来。 以上简述了“县令”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县令（或知县、县长）作为中央指派的最低一级政府主官，虽说是“芝麻官”，可是所管之事数不胜数： 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若五九（谓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三疾（谓残疾、废疾、笃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虫霜旱涝，年收耗实，过貌形状及差科簿；皆亲自注定，务均齐焉。若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至于课役之先后，诉讼之曲直，必尽其情理。每岁季冬之月，行乡饮酒之礼，六十已上坐堂上，五十已下立侍于堂下，使人知尊卑长幼之节。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县令的职责可谓广矣！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县令，是兼县长、公安局长、检查局长、法院院长、民政局长、统计局长等职于一身。县令的称职与否，关系到国内每一位庶民的日常生活，直接影响江山社稷的安危。这又岂能用“芝麻官”视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