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妃簋》、《郘锺》铭文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出“县”的字形是由“木”、“糸”“首”三部分组成。分析“县”的构成，可以迅速发现“县”的造字本意：用绳子（即“糸”）把动物的头部（即“首”）挂在了树木（即“木”）的顶端。在规范小篆字形的时候，当时的人们把“糸”与“木”合并成“系”，也就是“縣”的右半部分；而“首”则与“糸”分开，变成了“県”，也就是“縣”的左半部分。经过这样的变形，我们就很难从小篆的字形上发现造字时候的理据了。很显然，通过追溯“县”字的原始字形，我们可以证明“县”最初就是“悬空”“悬挂”的意思。也就是说：“县”“悬”在上古是一个字“县”；“县”是“悬”的本字；“悬”是后起字。
那为什么悬挂的“县”会变成行政单位的“县”呢？这个要从“县”作为行政单位的历史说起。
“县”作为行政单位的悠久历史，远远超出我们想象。我们前面称引的《县妃簋》是西周穆王时期的器物。其中所说的“县”，其实是特指“县”这个诸侯国，即是和齐、鲁、燕、晋用法相同的一个诸侯国名称而已。并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行政区划单位”的意义。符合“行政区划单位”意义的“县”，最早见于《左传》的《僖公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原文是这样的记载的：
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卻缺，子之功也。”……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判定：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前已经有“县”这个行政区划单位了。就目前的资料，综合《左传》、《史记》的文献记载来看，“县”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出现在春秋中前期（大约在-700~-630年间）的楚、秦两国，之后是晋国，随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开始设立“县”。紧接着，就会有两个问题：县是怎么产生的？又为什么会在楚、秦、晋三国最早出现呢？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首先回答“县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左传•宣公十一年》中的一段文字：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
我们着重看“伐陈。……遂入陈，……因县陈”这三个句子。很显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时间上也是前后相承的：讨伐陈国，所以接着就大军开进了陈国，所以再接着就把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虽然之后经过申叔的劝谏，取消了原先“县陈”的命令，“乃复封陈”。但这已经不影响我们考量楚国设“县”的过程了。当时是宣公十一年，即公元前598年，距离最初设“县”不过一百年左右，应该是保留着“县”产生时候的初衷。通过这则生动的事例，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那时候都是在新吞并的领土上设立“县”这种行政区划单位的。因为新吞并（或者说侵占、兼并）的领土都是在原先国境之外的，即是“县（悬）”于国境外之领土，因而命之曰“县”。此前“县”就是“悬”，所以“县貆”就是“悬貆”；而从此时起，“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种行政区划单位（此时的县类似于“封邑”，还是有别于后世的县）。于是行政单位的“县（不通‘悬’）”与悬挂“县（即是‘悬’）”渐行渐远，直至变成今天的“县”与“悬”，大多数人已经辨不出它们最初时的血脉相通。
明白了“县”的由来，那么“为什么县会在楚、秦、晋三国最早出现”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大家都知道“春秋五霸”是哪五霸么？通常认为是齐桓、晋文、秦缪、楚庄、宋襄，一说是齐桓、晋文、秦缪、楚庄、越王勾践。总之，齐桓、晋文、秦缪、楚庄是一定有的。我们在地图上看这四个国家的位置，就可以发现，他们正好占据当时中原的四边：齐桓东濒大海、晋文北邻犬夷、秦缪西接西戎、楚庄南靠苗蛮。齐国强大后，周围是燕国、鲁国之类的大国，也不是太弱；况且当时周王室权威犹存，齐国并不能公然吞并他国领土；而东边是大海，实在是没有多少领土拓展的空间，这也局限了齐国的发展。而晋、秦、楚三国就不一样了，当他们强大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向当时落后的蛮夷地区侵略扩展，吞并土地。而实际上他们也就是这么做的。因而，作为在新吞并的领土上设立的新行政区划单位“县”最早出现在楚、秦、晋三国，也就毫不奇怪了。
我们说远一点。楚、秦、晋三国这种向蛮夷要土地的做法，在客观上使得国家的发展空间和战争潜力都得到长足的扩大与提升。这种发展，吞并；再发展，再吞并……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楚、秦、晋（后三家分晋，成韩、赵、魏三国，方渐渐衰落）三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处于强国之列。而齐国由于不能从吞并领土上谋得利益，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不能与秦、楚、晋相颉颃。
以上说的是县的来历：在新吞并的领土上设立，因为新吞并（或者说侵占、兼并）的领土都是在原先国境之外的，即是“县（悬）”于国境外之领土，因而命之曰“县”。至于《礼记•王制》中说的“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以及《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或是内容不可靠，或较《左传》为后出，皆不足以采信为“县”之来历或“县”之制度。
随着各个诸侯国相继采用“县”这种行政单位，“县”已不再单单指“在新吞并领土上设立的区划单位”了，还包括灭掉某贵族后在其封地上设县情况，这还存有设县的原意；以及把若干乡邑合并为一县，不过这已经是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内容了：
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此时的县，已经不再是春秋时期类似于封邑的县了，且是在秦国的国内完全实施的，已经完全是后世的县制了。直至秦国一并天下，在全国境内全部设县为止。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说法是：“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皆秦制也。”
说到“县”，就不能不说说“郡”。我们最后就稍微说一下“郡”、及其与“县”的关系。
在县制出现后不久，出现了郡制。早期的郡和县类似，多设在各国的边境地带。如果强要说出他们的区别，那就是最初的县是设在新吞并的领土上，即旧国境以外、新国境以内；而郡则是在国境以内的领土上，而这条国境一般是没有变化的旧国境。
我们都知道秦朝设立郡县制，是郡辖数县，即郡比县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据《战国策•秦策四》、《史记•甘茂列传》中“宜阳大县，其实郡也”的叙述，战国时期郡大于县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春秋时期是郡大还是县大呢？目前大家争论得很厉害。争论的主要来源是《春秋左传•哀公二年》中的一句话：
秋八月，……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大家所受的赏赐是依照官爵依次递减的，上大夫的自然不会比下大夫的差，所以“县”不会比“郡”差。杜预注又引《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在战国以前是县大于郡的。另外一说，则认为当时郡县之间并没有什么隶属关系，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至于“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那只是因为“郡远而县近，县富而郡荒”。就我来看，依据“县”的产生发展过程，两说并不矛盾：
前面提到的《左传•宣公十一年》中的那段文字说到“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县公”与“诸侯”并列，可见“县公”与“诸侯”的等级相同或者相差不多。那也就是说“县”与“诸侯国”相差也不是很多了。甚至很有可能当时情况就是把陈国变成了一个县。可见县确实是非常大的。可能随着小国渐渐的被吞并，只留下了大国之间相互角逐，一次战争所能吞并的土地渐渐缩小，因之“县”也随着变小。而国内的郡则是没有多少变化——即便没有扩大，至少没有往缩小的方向发展——这可能导致后来郡辖县局面的出现。至于《周书》“县有四郡”在面积上或许能够成立，在制度上是不太可能的：我们更愿意相信“当时郡县之间并没有什么隶属关系，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的结论。
后一说有理的原因不在“郡远而县近”（按照郡、县的本意，其实是“郡近而县远”），而在于“县富而郡荒”，因为《左传•宣公十一年》中申叔劝止楚王“县陈”的理由就有“今县陈，贪其富也”的话。毕竟所有有眼光的统治者只会侵占有价值的土地，而不是费力争夺无用之地。而设在边境地区的“郡”，由于可能经常遭受战争或军事冲突，不可能太繁华。
以上两点，可能才是“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