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斋,最要紧的,恐怕倒不在于窗明几净,也不在于有宋板元刻,琳琅满架。而是在于其主人一要有闲,二要能静。有闲,方能有读书的时间;能静,方能有读书的心情。无此二者,虽有书斋,不过等于虚设而已。” ——钱谷融 我喜欢读书 我喜欢读书。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 这样的读书,能使我游心事外,跳出现实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纵意所如,了无挂碍。真是其乐无穷。 自然,读书有时也会给我带来惆怅与忧伤。但那是种甜蜜的惆怅,温馨的忧伤。我还是喜欢的。 一切书本上的知识,最宝贵的是关于人的知识。读书的首要目的就是了解人。要通过书本来了解人,读书时就必须善于设身处地,反求诸己。于心有得,再推己及人。如此反复推较,可以知人,可以论世。 我虽是作家协会会员,却很少写作。偶然动笔,也大都因为受到外界的催逼,并非出于自己主动。虽然如此,我的文章却仍尽量说自己的话,决不作违心之论。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也就无足论了。 文章要写得好,必须逞心而言,无所顾忌,使语语皆从肺腑间流出。能如此,则人人必深,其动人之力也必大。读者最欢喜看的,也是这一类文字。我虽颇知此理,并且衷心向往,渴望能达到这一境界,却总是做不到。原因就在于我总忘不掉自己是个教师。觉得一言一动都得像个教师的样子,因此文章老是放不开。 其实,我未尝不知道。读者是并不在乎你是个教师还是别的什么的,重要的是要有你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可我总是改不掉教书匠的习性。这是顶着个作家头往外走的我的悲剧。 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究竟是什么书?我一时说不出来。要是问我最早给我以较大影响的书是哪一本,那我倒可以立即回答说:是《三国演义》。 我已经记不真切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是在哪一年了,大约总是在小学五年级前后。 当时自然并不能完全读懂它,大都只是似懂非懂。但对里面的故事情节却是大体了解的,并且深深受到吸引。在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文学作品,如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篇,叶绍钧写的童话等等。虽然也觉得喜欢,但并不怎样被激动,看过也就算了。读《三国演义》情况就不一样,拿上手就有点放不下。尽管这是部章回小说,每回结束就告一个段落,写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这时你就不妨放一放,该吃饭就去吃饭,该睡觉就去睡觉。可我总还是不肯放手,仍急着要继续看下去,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但《三国演义》之所以吸引我,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文字,而是因为里面有许许多多或可爱或可恨的十分有趣的人物;是因为里面充满着许多紧张而又生动的故事情节。它所给予我的最大的影响,主要也是在于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这方面,文字方面虽也给了我不小的影响,但毕竟是次要的。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性格鲜明、富有魅力,如曹操的奸诈,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鲁莽,等等,一个个写得是那样的生动形象,活龙活现,仿佛他们就站立在我们眼前一样。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或联合或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形势,它们相互间为了克敌制胜而勾心斗角、巧施计谋的紧张情况,又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引人入胜,使我们不能不被它紧紧地吸引住,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对社会和现实人生的理解方面受到影响。 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能够使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好恶爱憎的感情。这种感情,直通你的心灵,深入你的骨髓,将熔铸到你的整个品性和人格中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任你今后的处世行事中都会发生作用。 “难得闲静斋”盼闲静 难得闲静斋,是我给自己的书斋起的名称。我的书斋本来没有名字,是适才当我提起笔来要赶写这篇文章时,才临时给起的。 我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先是读书,后是教书。教书时,当然还得读书。所以说我是“读书人”总不算错。读书人,大抵都有个书斋。几十年的岁月,一晃而过,逝者如流水,已无可追踪。不管是欢喜也罢,悲哀也罢,纵有无限的感叹、怅惘,今日回首前尘,再也难以真切地重新把握当时的情景了。李义山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尽管义山这里所说的“情”有它独特的内涵,但一种“惘然”的感觉,却往往是“追忆者”,无间彼我所一体同具的。今天在我心头所存留的,也只能是这种“惘然”之感而已。 过去文人的书斋大抵都有雅号,如“知不足斋”、“有不为斋”等等,一个书斋,最要紧的,恐怕倒不在于窗明几净,也不在于有宋板元刻,琳琅满架。而是在于其主人一要有闲,二要能静。有闲,方能有读书的时间;能静,方能有读书的心情。无此二者,虽有书斋,不过等于虚设而已。而我,这几十年来所缺的,却就是这“闲静”二字。唯“闲”与“静”,是我一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日夜向往、苦苦思求而不可得的东西。那么,名我的书斋日“难得闲静斋”,岂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我喜欢上海 我在上海已经住了52年了,但对于上海我还是不敢说很熟悉。因为上海实在太大了,太复杂了。过去,经常有人问起我对上海的印象,我总是说上海太嘈杂了,周围又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好像我很不喜欢上海似的。其实呢,我仔细寻思一下,还是蛮喜欢上海的。而且所喜欢的,正就是上海的大和上海的复杂。因为我从50年代起,就受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批判,在人前总不大抬得起头来。特别到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时期,更被编入了牛鬼蛇神的队伍,在校园里所受到的当然只能是非人的待遇,谁都可以任意侮辱我。可是,只要一出校门,就谁也不认识我,我又俨然是一个人了。至少,在自己的心头可以暂时重新恢复一些人的尊严。这是因为上海真是其大如海,三教九流,五方杂处,彼此都是来去匆匆,各忙各的。要是在别的小城市里,无论跑到哪里,总要碰到熟人,对你的身份、底细,人们都是一清二楚。像我这样的人,就随时都要提心吊胆,不容易有片刻的安宁了。 我喜欢上海还因为生活在上海各方面都比较方便。我是1946年到上海的,住在华山路交大。那时上海虽很繁华,但人决没有现在这样多。2路有轨电车和22路红色公共汽车就在学校近边。什么时候想进城了,只要往车站一立,不久就有车子来,而且上车保证有座位。我往往在晚饭过后,忽然想看电影了,就往电车或公共汽车上一跳,顷刻间便到了我所要到的电影院。要上馆子也是如此,用不着预先定座。解放后,我从交大调到华东师大。师大地段比较冷落,交通不顶方便。但那时有三轮车,我和妻子以及一儿一女,一家四口,只需一部三轮车,就可以把我们送到要去的地方。我们全家每星期至少在外面吃一次馆子,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发生才终止。上海的几家有名馆子,我们一家一家地轮流吃过来,十几年间,上海所有的几家名牌老店,便很少有我们所没有到过的了。所以,在上海生活的这五十多年的岁月里,我同所有的人一样,既有过欢乐,也有过不幸。但是我完全清楚,即使我不是居住在上海,而是生活在中国的别的地方,我的命运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不同。该我尝味的酸甜苦辣的滋味,总是免不了要尝个够的。所以,不管我过去在上海的遭遇如何,对上海,我还是喜欢的。 我与师大 华东师大成立50年了,我在师大也已工作了整整50年。我原来在交通大学教国文,后来交大国文课减少,我正准备去南昌大学。当时交大同事数学系教授张鸿先生正被任命为上海市高教局的副局长,知道后就劝我不要走。他说上海就要成立一所华东师范大学,高教局的曹未风局长是该校的筹备委员,你可以去那里工作。这样我就留下来了。过不多久,华东师大果然给我发来了聘书,除任中文系讲师外,还兼任学校的图书馆主任。我素无能,除了教书,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不敢应聘了。后来师大通过交大人事处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报到?我表示了不愿做图书馆主任的意思,得到了师大的同意,我就来师大上任了。 我是1951年10月到师大的,好像还没有来得及上课,就决定全校师生都到皖北去参加土改。土改回来后,就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因为年轻,没有历史包袱,在运动中被作为积极分子来使用。但我自由散漫惯了,一向随随便便、懒懒散散,并不能很好地贯彻领导的意图,还被当作自由主义的典型而受到批评。不过,因为当时的许多同事年纪都比较大,长期生活在旧社会里,很少接触新思想,我毕竟年轻,又多少接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因而仍旧被视为进步分子。但我自己则感到有点愈来愈跟不上形势了。肃反运动中的一些过火做法,伤及许多无辜,使我很不以为然。因此1957年鸣放时,我也说过许多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言论。所以我已被学校内定为右派分子,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终于没有被划。 虽然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和华东师大一校的情况,但全国各大学和所有知识分子的遭遇,也大致差不多。 今天回首往事不禁百感交集。50年中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要努力跟上时代,我们的学校也是认认真真地在朝着一个指定的目标前进的。但恐怕都很少静静地思考过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座高等学府究竟要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总似乎缺少一点自觉的主动性,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而不管是一个人也好,一所学校也好,要是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他的存在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我觉得今天,在校庆5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每一个师大人真该好好想一想了! 摘自《闲斋忆旧》钱谷融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