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提供的视野和方法是否依然具有启发性？“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学科化？日前，借《热风学术》第一辑出版，在上海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上，王晓明、蔡翔、罗岗、吕新雨等沪上学者就逐渐式微的“文化研究”展开讨论，“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去，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薛毅教授这一质疑“文化研究”的言论，也许就是“文化研究”在当下遇到的尴尬。

学科化以争取学术资源？

　　“文化研究”的盛极而衰，许多学者将此归“罪”于非学科化。薛毅教授则认为，文化研究可以是一个沟通各个学科的很好的平台，“但如果从学科上来谈，我对文化研究的忧虑还是很强的。”在他看来，如果作为一个学科，文化研究缺乏一般人文学科所具备的内部精神动力，所以，“从外围来作的研究更有意思。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去，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

　　虽然“文化研究”学科化存在诸多问题，但同济大学王鸿生教授认为，“文化研究”学科化目前在国内有其必要性，“这涉及到文化研究在学科体系中所占位置问题，如果不争取将其专业化，那向现存学科体系争取资源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多问题。”王鸿生教授说。

跨学科遭遇专业壁垒

　　“文化研究”兴起于英国，按照英国学界的传统“文化研究”需要非常大的知识储备，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郭春林的个人体会是，“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知识储备很欠缺，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这些与文学教育完全没有关系的知识，我们都储备不足。我们目前还是在文化范畴和理论上讨论这些问题。”仅仅就文化谈论文化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许多学者看来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不是要你意识到跨学科再去跨，而是遇到了一个问题，没办法不去跨学科。”华东师范大学倪文尖教授说。但在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看来，真正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很难，“上次知识产权的会议，请了各个学科，经济学、法学等等来讨论，就会发现，专业壁垒很清楚。”王晓明教授说。

　　中国“文化研究”发端于文学研究，但不少“文化研究”学者都已远离文学，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认为，做文化研究“文学不能放，文学中，我们已经放掉了很多”。此外，在吕新雨看来，“文化研究”还应该“对当代社会做一些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