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李霁野书有云：“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1936年5月8日。）

　　1927年，鲁迅四十七岁，所有重要的著作已先后出版，日文、英文的翻译亦相继出现。9月25日他去信台静农，请他转达刘半农：“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生前没有预立遗嘱，但在同年9月5日定稿的文章《死》中交代了几项心事，吩咐自己死后“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狂人日记》作者的一生，当然极不平凡。他在上海出殡那天，自动送葬的共有七八千人，灵柩上覆着一面大旗，上面是沈钧儒写的三个大字：“民族魂”。鲁迅死后，有关他的生平记载层出不穷。因为他生前没有留下“五十自述”这类文字，为他立传的作者只能依靠他的书信、日记、著作、演讲辞和发言纪录去重组他的生平。或者如《鲁迅自述》的作者郜元宝所言，认为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自传”。

　　为鲁迅造像，还可用魔幻手法。香港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朱正写的《鲁迅传》，有刘再复写的长序，文中说到神化鲁迅的工程曾由“国家机器推动过”。话说当年鲁迅在上海的家居容不下日见拥积的书籍，于是另租了一个房间安置。1933年3月27日日记有此一条：“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石一歌就凭这十个字用全知观点写成了《秘密读书室》一文，说“白色恐怖”越来越恐怖，鲁迅在家里阅读和存放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越来越不便，只好另辟书室：“多少个漆黑的夜晚，鲁迅来到这里，用纸张罩着电灯，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街上囚车飞驰，窗外寒风呼啸，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驱散了阵阵寒气，温暖着他的全身。”

　　理论上讲，任何有关鲁迅生平的事迹，都可入传，这包括别人对他的评议和“八卦新闻”。当然，资料最后的取舍由为他立传的作者决定。周氏一生“横眉冷语”惯了，仇家不少，难怪有人骂他为“文妖”。最近读罗孚旧文《叶灵凤和鲁迅的骂战》，才知当年在这位前《星岛日报》资深编辑的眼中，鲁迅是个“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时维1928年，鲁迅才四十八岁。叶灵凤还写了《穷愁的自传》这篇小说，但见主角魏日青每日“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买来的一册《吶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Boomerang，或回力镖，是澳洲土著狩猎时的武器，掷出去后会弹回来，一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叶灵凤“骂”鲁迅，用的是回力镖。其实鲁迅的行业又不用色相示人，长了“阴阳脸”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文字了得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