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总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

    ●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暨翻译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著有《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等。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或者说得具体些: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出国门，为世界其他民族所了解，所接受，并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作用？

    对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历来非常重视，有关部门对此也做了不少工作，甚至还有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坦率地说，与我们的投入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恐怕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有一个例子也许多少能说明这个问题:前几年作家刘心武访问法国，他发觉接待他的法国人中间几乎没有人知道鲁迅。按理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们翻译出版了不少鲁迅的著作到国外，有英文的，法文的，还有其他语种的，接待刘心武的法国人也应该都是些文化人吧？但他们却都不知道鲁迅。

    还有一个例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被国内翻译界推崇备至的中译英的经典译作。事实上，它的翻译质量也确属上乘。但它在国外的影响如何呢？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个《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发觉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相比，杨译本无论是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率、以及发行量、再版数等等，与霍译本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对这两个例子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发现在此之前，我们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总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这显然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而没有考虑到译成外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国外传播、被国外的读者接受的问题。一千多年来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早就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所以能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把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然后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的，而主要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是来中国取经，或是依靠他们在本国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的。譬如古代日本就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化典籍，然后对古代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否则，我们即使出版了一本甚至一批翻译质量不错的中译外的译作，但是如果这些译作没有能为国外广大读者所阅读、所接受、所喜爱的话，那么凭借这样的译作，中国文化显然是难以走出去的。

    因此，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时，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其实我们只要冷静想一想，国外的文学和文化是靠谁译介进来的？是靠外国的翻译家，还是靠我们国家自己的翻译家？答案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国外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进他们各自的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如我们对他们能给予精神上、物质上、乃至具体翻译实践上的帮助的话，那么他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国文学和文化通过他们的努力，也必将在他们的国家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而产生更大、更有实质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为了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我们可以请相关专家学者开出一批希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书目，向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中译外翻译家招标，中标者不仅要负责翻译，同时还要负责落实译作在各自国家的出版，这样做对促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国外的流通有切实的效果。与此同时，基金也可对主动翻译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的译者进行资助。尽管这些作品不是我们推荐翻译的作品，但毕竟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作品，而且因为是他们主动选择翻译的，也许更会受到相应国家读者的欢迎。

    另一件事是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这种基地相当于一些国家的翻译工作坊或“翻译夏令营”。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今年3月，英国艺术委员会(相当于英国文化部)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联手在杭州莫干山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个讲习班邀请了20名在国外从事中译英文学翻译的翻译家和20名在国内各大出版社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资深编辑，同时还邀请了两名英国作家和两名中国作家，共同就中英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在讲习班上就翻译理论做主题报告时，就提到我的上述建议，结果引起那20名来自国外的翻译家极其浓厚的兴趣，报告结束后他们纷纷走上前来询问我这两个建议有无实现的可能。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国内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者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事上就无所作为了。前不久《中国读本》一书由上海长江对外出版公司翻译成英文后在海外的发行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进行翻译时，并不是简单地把文本从中文译成英文就算完事，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再加工，再创作，“用西方的语言，按西方人喜欢并乐意接受的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件事上，全靠我们中国人不行，但全靠外国人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