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有一本散文集《散淡人生》，收入他大学时的文章。在这本书中，他常爱引用京剧《空城记》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后来在给学生编的散文选写的序《真诚、自由、散淡》中，他又引用了这句唱词，看来是对“散淡的人”情有独钟。他认为：诸葛亮之所以除建功立业之外，还留下了不乏真性情的好作品，关键在于他是一个能够“散淡”的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

　　然后，他笔锋一转，慨叹道：“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名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

　　是啊！现而今，知识分子不仅“难得清高”！“散淡”也难得！

　　“散淡”中的“淡”，其实就是“清高”之意。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当作身外事；将臧否毁誉看得很轻，当作耳旁风。只追求文学之底蕴，学术之真谛，甘于寂寞，安心过淡泊、清逸之简单生活者，在物欲横溢的当今，不能说没有，却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而钱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中的姣姣者。1993年10月，我到上海时，由陈子善先生做东，在华东师大餐厅与钱先生的大弟子王晓明、吴俊教授聚会。饭后已两点半了，子善先生说现在钱先生午睡已过，可以去了。我才深怀仰慕之心前往拜见，走进楼道就有一种洁净的感觉。及至进了钱先生家门，走入他的书房兼客厅，这种洁净的感觉更为强烈了。虽然书桌和书架上的书有些凌乱，但是从地板到桌案都十分清洁，称得上是干干净净。钱先生刚午睡过后，精神焕发，眉毛很长，有几根凸现出来，也洁净之极。我联想起上海记者所描述的钱先生在上海文化界许多活动场合中的形象：西装笔挺，潇洒风流，气温稍低时戴着法兰西小帽，脸上带着率真的微笑，就像人见人爱的弥勒佛。我忽然悟出：钱先生的“淡”，正来自于“清”。因为过的是清白干净的生活，所以对世间的种种诱惑处之淡然，因而也就“高”。合而为之，就升入“清高”之境。不然，以先生的威望与弟子的高品位，像一些稍有权势的人那样，申请个什么社科项目，拿到多少万资金，找自己的门徒一人一本，凑出一套八卷十卷的大书，自己挂以主编的大名，既平空获得大把的钞票，又博得著作等身的热捧，岂不美哉！然而，钱先生没有这样做，连边都没沾过。他只是“有感而发”，“不弄虚作假、不哗众取宠”，宁可沉默，一字不写，也绝不为了某种利益而硬凑文章，更不在什么大书上挂名。

　　“散淡”中的“散”，更有一番意味。

　　这种“散”，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发散性思维，一种散淡中的闲思散想，一种大聪明和大智慧。不是为了媚俗，看着权势者眼色和众人好恶，而是摆脱一切羁绊，任情适性，按照客观现实的本来情况进行自由自主的独立思考。我是1981年9月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认识钱先生的，当时就觉得他具有名土风度。198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和中国鲁迅研究会在烟台办“全国鲁迅研究讲习班”，请他来讲课，又感到他绝顶聪明。不拿讲稿，在上千人的大礼堂里讲得潇洒自如，妙趣横生，将听众吸引得如醉如痴。这是何等的聪明和智慧啊！及至后来编纂《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搜集八十多年来的鲁迅研究论著细读，读到钱先生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时，就更加佩服钱先生的才智了。这篇论文写于1961年3月，当时钱先生已入另册，失去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只作为讲义在华东师大披露，到1979年，才正式刊载在阎愈新先生主编的《鲁迅研究年刊》上。但回眸一看，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犀利的才智，无疑是留于鲁迅杂文研究史上的不朽名篇。特别是分析鲁迅杂文结构艺术的出神入化，用上了中国古代兵法：有的针锋相对、步步紧逼，有的迂回包抄、十面埋伏，有的欲擒故纵、诱敌深入。完全是钱先生自己的独立见解与独到感受，没有丝毫的教条气。如果不是散淡中的闲思散想，岂能有此杰作？！我对钱先生能在当时思想禁锢极为严重、自己又身遭迫害的环境中坚持独立思考钦佩不已，当即决定选入《汇编》第五卷。

　　这种“散”，又是一种创作心态，一种自由自在、无往而不逍遥的创作心境。苏东坡在因“乌台诗案”发配到长江边上的黄州为农、过上了无限的闲暇的神仙般生活时，给天下写出了四篇精妙、幽玄的神品：《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以及《承天寺夜游》。钱先生也是在所谓懒懒散散的生活中，写出了真诚、精到的艺术论文。像钱先生那样，在清逸散淡中生活，不仅惬意，能够享受到人生的乐趣，而且闲寂有助于深思，真正好的想法和灵感，往往就是在“优柔适会”的闲思散想中迸发出来的。“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文心雕龙》)，过于紧张、促迫，不但不利于身体健康，还会压迫神经，拘束思想，难于产生好的想头，写出好的作品。钱穆在《湖上闲思录》中以“空屋”为例阐明了灵感产生的思维状态：“古代人似乎还了解空屋的用处，他们老不喜让外面东西随便塞进去。他常要打叠得屋宇清洁，好自由起坐。他常要使自己心上空荡荡不放一物，至少像你有时的一个礼拜六的下午一般。憧憬太古，回向自然，这是人类初脱草昧，文化曙光初起时，在他们心灵深处最易发出的一段光辉。一切大宗教大艺术大文学都从这里萌芽开发。”因为只有这种空无所有的心境，才是最难觌面，最难体到，也是广大会通的。这一刹那是最空洞，又是最永恒，最真切的，是古代真的宗教艺术文学的相同泉源。钱穆把这种思维状态和心境称之为“最艺术的心态”，他的“湖上闲思”，也正是这种心态的结晶，于闲思散想中道出宇宙、人生的真谛。

　　这种“散”，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为人与为文的高境界。其中蕴涵着一种哲学，包含着体现人的最高价值的诸多思想。钱先生早年以“文学是人学”名世，也因其遭难，但他确实是把如何做人的学问研究透了，进入了“人学”的化境——荣辱不惊、输赢不计的大境界。治学为文，是为了自己“因心以会道”，活得明白点儿，除了思想、学术和艺术本身的成就之外别无野心，别无所求。他明了生命的真趣，不为物累而保有内心的清明，善解人意同时自享精神的超拔，视文学艺术的真谛为自己的“情人”，获得了人生的大自在。

　　“清高”难得，“散淡”也难得，但这都是前辈人文学者的高境。吾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于钱谷融先生九十华诞和从事教学著述七十周年，“钱谷融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召开之际，我特在京城遥献一瓣心香，祝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