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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元:“文化城”今昔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7-2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早就有著名学者预言过的。热爱古文化的有识之士,还专门办了学校,弄了一群小孩子,咿咿呀呀地读经。新世纪已经到来,也不知孩子们经到底读得如何了,不过,“国学”似乎确有热遍华夏之概。

     

      上个世纪的“国学热”,是学者们踱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这一次则是教授们走出书

    斋,纷纷拥到电视台大讲经史,讲稿在坊间大卖特卖;三皇五帝的黄帝已有公祭大典,那么还有其他皇、其他帝要祭哩,于是乎各地也就你争我夺起来,闹得不亦乐乎;而在孔孟的故乡,一座具有“文化副都”功能,规模浩大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正在筹建中,则是最近的一桩耸动听闻的新鲜事……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段事实。

     

      1932年秋,已侵占东北的日寇,又进逼关内,华北处在危急之中。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放弃东北之后,又准备撤出华北,并筹划把北平的古文物运往南方。10月,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人士,上书国民政府,以北平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重要性为由,建议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

     

      他们在上书中指出:“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他们认为,北平的许多珍贵文物,“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因此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

     

      193313,日军占领山海关。17,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史语所等机构所藏部分古文物,分批运送至南京、上海。

     

      然而,大敌当前,国民政府紧锣密鼓地实施古物搬迁,却不准北平的大学生逃难。128,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云:“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

     

      对于这种“重物”不“重人”的做法,以及反对大学生逃难的说法,鲁迅连续发表《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和“逃难”》、《学生与玉佛》,给予有力的驳斥和辛辣的嘲讽。

     

      针对指责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的观点,鲁迅明确地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声称自己是“属于‘逃难党’的”。他一针见血地质问道:“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并说:“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

     

      鲁迅尖锐地抨击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如果说要保存古物,那么北平“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穿了,并非由于古物的“古”,而是因为“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国民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且又“多而新”。

     

      于是,在《崇实》里,鲁迅剥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

     

      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

     

      烟花场上没人惊。

     

      直到193511月,鲁迅仍然不忘这件往事,在系列“故事新编”之一的《理水》中,以神来之笔,描写了一群聚集在“文化山”上,满口“OK”、“古鲁几哩”、“古貌林”的学者,讥刺了他们在滔滔洪水包围中所发的振振有词、言不及义的宏论崇议。

     

      然而,时光过了近八十年,忽见有议论说,鲁迅当年批评国府的古物南迁政策,是不对的了,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了。

     

      唉唉,不知是“人心不古”了,还是我们真的进步,一切都已“与时俱进”了呢?

     

      前有“文化城”,后有“中国文化标志城”,“文化”、“文化”,谁说古而又老的中华文化,被“打倒孔家店”、“彻底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弄得命悬一线、几乎“断裂”了呢?

     

      然而,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先生们,是否也像鲁迅笔下的“文化山”上的学者一样,当处于灾荒中的难民,以榆树叶、浮草、水草和青苔,来填充肚皮的时候,他们却一面吃着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食粮,一面仍在做着与“民生”毫无关系、不着边际的所谓“文化研究”,仍在大谈“是之谓失其性灵”,在侈谈什么“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的”,在振振有词地发着“‘禹’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的空空洞洞的议论呢?

     

      “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也是上了一个“公呈”的,据看到的“大员”说,“说的倒也很有意思”,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文化”在有些大人先生们心里,到底是什么,这里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饥民们所赖以充饥活命的东西,到了那位“百姓的代表”的嘴里,不是立即改头换面,名堂大变,水苔成为“滑溜翡翠汤”,榆叶变作“一品当朝羹”了吗?如此一来,可真是堂皇典雅、美妙之至!不是还有一位大员说要“派人去通知奇肱国,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尊崇文化”,好把“接济”每月送过来吗?看,作为招牌来展示、来使用、来供奉的“文化”,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啊!

     

      这么神圣、这么妙不可言、这么至高无上的“文化”,又怎能不被“尊崇”呢?

     

      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世界各个民族在求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创造了各自的文化。文化是世界各民族创造精神的体现和自由意志的表征,也是引导人类前行的灯塔。如果把“尊崇文化”,当成风雅的旗旌来随意挥舞,当成好看的招牌来任意涂抹,这所谓“文化”,也就成了耍把戏、谋私利的道具,成为与民生完全无关的陈腐的劳什子,甚至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冠冕堂皇的吓唬人的东西了,它也就发霉变了味,彻底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和意义了。

     

      最后,还是用一句鲁迅的话,来奉劝“尊崇文化”的学者诸公吧:“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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