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东坡。我爱他的古文、诗词、书法和绘画，我更爱他这个人。可惜予生也晚，没能成为东坡的同时代人，既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便只好“怅望千秋一洒泪”了。自从有了东坡，持有这种心理的代不乏人。早在金代，诗人高宪便自称：“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清人尤侗则自许说：“吾不知前生曾登苏门，在四学士之列，与髯公相对几年否？”那么，如果我侥幸与东坡同时，我又将做些什么呢？我当然不敢妄想像尤侗那样置身于四学士之列，但我肯定会像高宪一样不远万里前往拜谒。我情愿长期侍奉东坡，只要能在他身边磨墨铺纸、递茶送水，也是三生有幸。我对东坡身边的人群作过仔细的考察，我有信心到他那里当一个合格的门客或小吏。我早就选准了下面两个“竞争上岗”的对象：一是马正卿，他曾在汴京做过“太学正”的官，学问当然远胜于我。但是马正卿辞官后跟随东坡多年，未见有何功劳可纪，以至于东坡到黄州后才作诗及之：“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君，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见马正卿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黄州帮助东坡开荒种稻，但是收成欠佳。我曾在江南水乡种过七年水稻，插秧、割稻都是一把好手。要是让我到黄州去帮东坡种稻，一定不会输给马正卿！二是刘丑厮，他是东坡在定州时收下的一个小吏，当时是个年方十二岁的穷小子，尚未开始读书。我虽然才疏学浅，但毕竟是个文学博士，要是帮东坡翻检书籍或誊录文稿，总要比刘丑厮强一些吧。可惜这些美好的愿望只是痴想而已，东坡早在九百年前就已“羽化而登仙”了！既然如此，我除了阅读东坡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以钻故纸堆为业的专业工作者的时候，我对东坡与王安石在新、旧党争中的是非恩怨还不甚了了，但在感情上已坚定地站在东坡一边了。1974年初冬，身为插队知青的我偶然路过镇江，初次走进闻名已久的金山寺。没想到刚进寺门，便看到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上面的大字触目惊心：“彻底揭开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画皮！”寺内还张贴着许多大字报和漫画，揭露东坡的“罪行”。说东坡是“反革命”，我倒能理解，那个年头，只要与儒家沾点边的历史人物，都难逃这个恶谥。但是为什么说东坡是“两面派”呢？我好奇地浏览了几张大字报，才恍然大悟。原来东坡在新党王安石执政时反对新法，后来又在旧党司马光执政时反对全盘废除新法，所以是“两面派”。但是这样的“两面派”不正是大公无私、风节凛然的政治家吗？而且，为什么要在金山寺里批判东坡呢？难道因为东坡曾在这里写过《游金山寺》的著名诗篇，他又是金山寺高僧的座上客，所以要“就地消毒”？我百思不得其解，又不敢向旁人询问，只好把疑惑埋在心底。

　　天道好还，人们被迫说谎或沉默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我终于可以公开说出对东坡的热爱了。可是我用什么方式来表白呢？跑到大街上去对行人宣讲东坡的事迹？还是到金山寺去张贴赞颂东坡的大字报？好像都不可行。于是写一本书来介绍东坡的念头，便在心头油然而生。杂事猬集，岁月荏苒，这个念头很久都未能付诸实施。1999年，我应春风文艺出版社之约，与弟子童强合作撰写了一本题为《苏轼》的小册子。由于出版社只让写五万字，未能畅所欲言。去年秋天，我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每周只要到学校去讲一次课，其余的时间都可呆在位于半山腰的穗禾路宿舍里，也没有什么“科研计划”。环境十分幽静，只有小鸟偶然到窗口来窥视，终日无人打扰，连电话都很少。于是我动笔写起这本《漫话东坡》来。我把浸会大学图书馆里有关东坡的图书尽行抱回宿舍，一头扎进东坡的那个世界。以前对东坡的作品通读过好几遍了，材料比较熟悉，窗外的青山绿树和晨曦夕霞也都助我文思，下笔相当顺畅。我从去年十月底开始动笔，等到一月底离港返宁时，电脑里已经积下十万字的文稿了。回到南京大学以后，我不再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写作的速度明显放慢下来。但毕竟全书的框架早已设定，思路也都是现成的，写作的难度并不大。又经过七个月的暝写晨抄，全书终于完稿。我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宿愿，我要用二十多万字的篇幅来表达心声：我爱东坡。

　　（莫砺锋先生所著《漫话东坡》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