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学传统界定的局限

    记者：时下，“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概念，有的人以“知识分子”自居，有的人却别出心裁地自称“知道分子”。那么，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究竟该怎么界定“知识分子”呢？

    李德顺：对于“知识分子”，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对待方式。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如《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这种界定有几个理论上的问题：

    第一，它对概念内涵的表述，除了“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脑力劳动者”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规定。就是说，凡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都应该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在接下来的外延表述中，却又做了特殊的限定，小心地略去了像有相当学历的官员、职业政治家、管理者、企业家和商人等。他们算不算“脑力劳动者”？算不算“知识分子”？如果就这个问题追问下去，我们就会从下一点得到启示。

    第二，这种界定的最终落脚点，显然在于确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对象”性质。它是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明“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对象群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需要把这些管理者本身包括在内；而且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经纬的思维框架内，这种划分也必然最终归结为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显然，这种界定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和实践可操作性。

    但这样一来，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之间不对应就显得很突出，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也就更复杂了。例如，对于“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应该掌握何种标准？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便可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到了九十年代，一般人们心中的“知识分子”至少要有大专以上学历。显然，如果不这样“水涨船高”，那么在教育不断普及提高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将因其队伍不断扩大，或因其概念泛化，而逐渐失去特殊意义。但是，如果“水涨船高”仅仅为了保持“知识分子”永远只占少数，那么这种人为保持的根据和意义何在？再如，划分的标准究竟是根据学历还是根据职业，也必然出现矛盾。多年来，我国大批有一定学历的人长年从事(科技、文艺等之外的)非专业技术职业，有的甚至在工厂农村成了直接的体力劳动者，但他们仍然被以各种方式单独看待，继续被称作“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干部”等。这时“知识分子”概念虽然只剩下学历出身的含义，但在心理和政策上，却往往带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歧视意味。

    凡此种种都说明，这种界定方式的科学可靠性有待于检验和反思。

　　对“知识分子”的文化社会学界定的不足

    记者：近年来，一些媒体把“知识分子”称为“社会的良心”，还有媒体评选出“公共知识分子”。但从您刚才所讲的界定中，显然看不出这一种涵义来。那么，这种界定又是怎样的一种来历呢？

    李德顺：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种界定方式，其涵义属于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主要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种理解方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这种界定把知识分子理解为社会的“良知分子”，突破了“学历加职业”的外在模式，而着眼于一部分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特殊功能。它强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这种理解方式有些像我国过去的“社会贤达”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时下流行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等概念。这种界定虽然涵义很清晰，特征很明显，但它和我们要讨论的概念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因为它就像是对“劳模”下定义而不是对“劳动者”下定义一样，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取代了一个比较一般的概念。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

    记者：那么依你看，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理解“知识分子”呢？

    李德顺：理解知识分子的关键，在于深入揭示这一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基础。这就是“知识”本身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知识分子的本质恰恰在于“知识”(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理性)，在于其创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知识分子只是作为知识的主要社会承载者，才有其特殊的存在基础。否则他们只是一些同所有人一样的现实的、社会的个人，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民族和阶级归属、一样的生活和情感，一样的个性和弱点。一般说来，是知识本身的状况、现实社会对知识的需要和依赖情况，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所占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了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对知识，包括知识的存在方式、知识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知识的社会功能的正确认识，就是说离开了对知识的充分理解和尊重，那么无论把知识分子当作“政治人” 、“道德人” ，还是“经济人”，无论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楷模精英还是看作简单工具，都不可能真正了解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至多只能是对某些现象的肤浅描述。

    记者：作为长期研究价值论的学者，您本人是怎么界定“知识分子”的？

    李德顺：我认为，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不妨这样说：“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个简单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知识”概念的广义解释。在这里用“精神文化成果”来表述“知识”，意味着不再把知识仅仅等同于对外部对象的认识，如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把人类关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成果和文化精神本身也包括在内。

    其次是用“精神生产”取代“脑力劳动”。仅仅用脑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标志，致力于(广义)知识的发展、积累和传播，即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才是其本质。这种理解一方面有助于把知识分子与同样进行脑力劳动、但仅限于应用知识成果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那些虽无一定学历和专业身份，但却为社会提供着精神产品，从而推进精神文化发展的人，计入知识分子行列。

    最后，这个定义把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落脚于对“精神生产”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如果人们重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启示，那么就会知道，对“精神生产”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精神文化生产，包括科学技术、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的生产和再生产。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当代显得尤为重要，但只重视这一方面是不够的。一个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实现文化心理的现代化是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文化心理状态表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

    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腾飞,无不同时依赖发达的科学技术与奋进和民族精神。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急需为价值失落中的人们找到有力的精神支撑。所以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凭借知识而更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李德顺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法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等多家杂志编委。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哲学原理改革和发展研究、价值论和价值观念研究、当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