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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纪念鲁迅诞生或逝世若干周年，总有人要问:鲁迅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遗产？

    鲁迅一生讲过许多话。有些话别人也讲，更多的话只有鲁迅讲得出。或者别人虽然也讲，但在鲁迅笔下获得了新意，甚至整个被刷新，成为他的独特表述。如此凡为鲁迅所独有而为别人所无的思想，就是通常所谓鲁迅的遗产罢？

    鲁迅的遗产，不仅帮助许多中国人走出旧传统，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新人，而非鲁迅所讽刺的“活在中国的古人”；鲁迅的遗产，也刺激现代中国人反省新文化自身的小传统，获得新的自觉，并以此促使新文化不断更新，壮大。

    但无论批判旧传统，还是反省新传统，都有赖于强烈的批判精神的发挥。这就是鲁迅遗产的精髓。

    在现代中国文化人中，恐怕再无第二人有鲁迅那样强烈的不妥协的奋身孤往的批判精神。鲁迅区别于别人而特立独行之处，主要在此。

    鲁迅的“批判”也具有独特的哲思魅力，但并不囿于哲学和理论。竹内好认为鲁迅一开始就不喜欢摆弄单纯的抽象理论，后来也无意于此。但这并不是说，鲁迅更偏重于“行动”。尽管鲁迅渴望“行动”，赞美“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但他终于并不是行动家，他的小说、杂文和散文随笔无不显明他主要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批评家(批判者)。而且他的批判并不仰仗也并不追求高深玄妙的概念理论的架构，乃是整个生命(活泼的智慧、情感与意志)的全然投入。表现出来，更偏重于苏珊·朗格所谓“情感的形式”，也就是文学。鲁迅遗产也可以说就是批判的文学或文学的批判。

    这具体就是他所提倡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直接批判社会现实并进而批判一定的社会现实所依托的一定的精神传统。其核心，就是“批判国民劣根性”。

    为什么“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最后落实为对“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坏根性”的批判？

    因为在鲁迅看来，社会现实的改造直至文明传统的更新，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在“精神”，即通常所谓“人心”。人心坏了，外在的社会设施乃至文明的一切其他内容不管涂抹得怎样漂亮，都不可能真正好转，反而越来越坏。他虽然经常从直接的乃至高度敏感的社会政治入手，虽然也像学问家们那样进行深入广泛的历史文化的阐释，但他的真正目标仍然是坚定不移地“直指本心”:“批判国民劣根性”。

    2

    有人说鲁迅受十九世纪西方哲学(尼采、叔本华、斯蒂纳、基尔凯廓尔等)“主观惟意志论”影响，强调少数“超人”的作用，脱离群众；有人说鲁迅和中国“心学”的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现实；有人说鲁迅关注人心建设，疏忽了政治体制的建构与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也有人说鲁迅好做“诛心之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主要业绩就是骂，把中国人骂得体无完肤、狗血喷头、无地自容、只好自杀；还有人说鲁迅习惯于以好坏善恶推论世道人心，只是苛刻的绍兴师爷式的道德批判；更有人说，鲁迅揪住同时代知识分子而死不放手，是“文人相轻”，也是柿子拣软的捏；甚至有人说鲁迅仅仅凭借文学家的一点“漂忽的记忆和模糊的印象”(郭沫若语)，缺乏科学性，也因此枉杀了许多“鸟头先生”之类的学者，而他自己也终于没有峨然粹然成为国学的宗师。

    这都有道理，但都不完全。倘不加分析，模糊定案，就不仅是对鲁迅的误解，也是对他的污蔑了。

    说鲁迅特别注重道德批评，这一点也不错。鲁迅最痛恨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上“无特操”。他曾经痛诋这样的人，称他们是“伪士”、“辁才小惠之徒”、“做戏的虚无党”、“流氓”。鲁迅反复批判的道德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也就是他最担心乃至常常因此感到恐惧和绝望的“国民劣根性”。

    但，鲁迅的道德批判所依据的标准和所欲树立的理想却很简单，甚至太简单了。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他早年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诚与爱”。尤其是“诚”。连古人也都说“不诚无物”。没有“诚”，只有“诡诈”，只有普遍的“瞒和骗”，还谈得上别的什么？

    这恐怕就要触及鲁迅思想(遗产)最朴实也最精微处了。不错，鲁迅确实执拗地认定，不仅他，别的或高明或浅薄的人，都无法掌握人生社会的“究竟真理”。他对动辄宣布自己真理在握的人总保持高度戒备，因为他认定那不是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不错，鲁迅虽然也勇敢地批评权势者，但他主要还是批评权势者的“帮忙”与“帮闲”，批评那些用思想言论自欺欺人从而帮助愚民政治的新知识分子。鲁迅认为新知识分子的主要罪状，就是徒以种种好听的言辞“深掩其面”，“昂然曰利国利天下”，自己却“羞白心于人前”，不肯讲真心话。他们自以为是“英雄志士”，看上去也确实很高明，很悲壮，其实心里早就腐烂，污秽了。他们似乎城府很深，其实只有一个污秽的灵魂的泥潭。不幸中国所经受的长期异族与本族的统治又异常残酷，诡诈巧滑的“英雄志士”也就更多，具有“白心”、“素心”的“人”也就更少。所以鲁迅慨叹“难见真的人”，他甚至认为中国之病就在于“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而且“志士之祸，烈于暴君远矣”。

    基于这种认识，鲁迅岂能不特别关注“主观内面生活”，岂能不特别寄希望于少数“硕士”率先觉醒？岂能不秉承“心学”传统的优良因素而凡事追问其居心所在？岂能不撇开无谓的大道理而“执滞于几件小事情”，并好做“诛心之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岂能不忍俊不禁揭穿故意泯灭显然的是非善恶的骑墙之论的空虚的把戏？岂能不揪住好发大言豪语、欺世盗名的“知识分子”、“正人君子者流”的言行不一？岂能不充分运用文学家的善于描写的笔法，拟容取心，而使物无遁形？他又岂能满足于将人心的建设抛在一边而热衷于“换汤不换药”的片面的政治改良与政治革命？

    3

    无数严重的问题压迫着鲁迅那一代人并继续压迫着我们，但鲁迅最终还是把一个似乎并不重要甚至在别人看来属于伪问题的问题(国民坏根性)紧紧抓在手中。他认定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简单的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赞同与反对、爱护与憎恶都分不清楚，都难以决断，高深曲折的学问又有何用？被“志士英雄”们玩弄得一塌糊涂的“究竟真理”与他何干？

    因此他只有“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只有从“白心”、“素心”发出的直接的判断与回应。而且，多半是“骂”——我把“叫”也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骂”。

    恽代英在一次面对青年的讲演中说，孔子“劝”，基督“骂”，共产党人“打”。姑且借用这个概括，那么鲁迅主要也是“骂”了。基督的“骂”根于“爱”，鲁迅的“骂”也有“爱”，但谁也不会认为这两种爱是相等的。保罗《罗马书》一口气历数了人类二十多条罪状，骂得够彻底了，因为他被赋予了相当的权柄。鲁迅所“骂”的同胞的罪并不多，无非“坏根性”而已，而且他也并不认为自己被赋予了特别的权柄。他明确宣告自己的“骂”无非是受伤之后的“复仇”。这只是人的“复仇”，所以只能“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你看他并不自诩公平正义，相反他极端痛恨那些动辄以“公理”、“大义”来自欺欺人的正人君子。大家都是人，就该说一点人话。

    鲁迅从“人”而非“神”的立场出发，坚持人事有“明确的是非”，人也应该有“热烈的好恶”。他说，“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他的“骂”，就是凭着“血的蒸气”，“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着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勒骨”。自然地，他的是非难以成为别人——包括号称是他的崇拜者——的是非，最终只能还是他自己的是非。不管后人怎样努力将他的是非普遍化与绝对化，怎样企图定于一是，决于一非，并且让后人永远记得，也终归徒劳。

    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的凡是派总显得可笑且可疑，而即使他的战友们的误解、攻击与积怨，只要处于真诚，也还值得同情。

    大家都捆绑在一起，只有一起发出地狱般的叫喊，才与自己的身份相值。如果谁要超脱出来，从高于人的神的地位进行普遍的论断或普遍的赦免，岂不僭越？

    所以他往往陷入孤独的“生存的战叫”:“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这是《故事新编·铸剑》里独自复仇的“黑衣人”的奇怪歌词。奇怪吗？其实并不。鲁迅抛弃了冠冕堂皇的真理而始终执滞于简单的事实，必然“大煞风景”，必然树敌于众多假装拥护真理的“万夫”以及驱策“万夫”的“一夫”，而他只靠“一头颅”，坚持“一头颅”所领受的简单的道理，不卑怯，不退让，坚定地甚至带着几分“恶毒的快意”来进行近乎癫狂的“复仇”——爱恨交织的“批判”: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乎，

    阿乎呜呼兮呜呼呜呼！”

    倘不敢深味这奇怪的歌词所饱含的世俗批判者的平凡朴实的浓烈情感，纵然“百头颅”、“千头颅”、“万头颅”聚在一起开会，大概也还不能真正了解“鲁迅的遗产”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