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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乃至于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国家“首都”的存亡变更，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即便是和平年代的都城迁移，也会闹得“民咨胥怨”（《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于是有了《盘庚》三篇、有了《二京赋》。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平王东迁”、“晋室南渡”、“安史之乱”、“泥马渡康王”等等。“迁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不过这些神话，本来就有传说失实的成分，且又多被后世加以附会，尤其是一些地名更是如此。所以不能非常真实的体现出那时候都城迁移的轨迹。而且，在中原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发掘出在殷商以前的都城遗址。综上种种原因，关于神话时代的都城迁移，我们不加以考察说明。具体可以考知的都城迁移，已经是商朝中后期的事情了。 细究中国殷商以来的历次迁都史迹，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的“迁都”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北迁时代（殷商）：环境决定一切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尚书》中看见《盘庚》三篇，那是盘庚在迁殷前后对商朝民众的讲话稿。 商朝享国时间不可考，《竹书纪年》说是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说是六百二十九年，说法不一。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就曾迁移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尚书》中记载了盘庚的理由：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慼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 主要原因，大概就是盘庚所说的“不常宁，不常厥邑”。用今天的眼光看，商朝频繁迁移都城，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总之，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商民必须再次迁都。 从地图上看商代的亳、嚣、相、邢、庇、奄、殷七个都城，在东南西北四方方向上都有分布，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仔细寻味，就可以发现如下几个规律：他们的都城皆是处于肥沃的河谷地带；为了觅得更有肥力的土地，历次迁都地点不会重合；伴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迁都的总体方向是往北的。 （二） 东迁时代（从殷商到汉末）：东方有乐土 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据《诗经》记载，周朝的先祖古公就曾受到来自西、北的威胁，而由豳而迁到岐山之下。《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次迁徙的原因和过程：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豳，大致在今天陕西省的旬邑县；而迁移的目的地岐下，则是今天陕西省的岐山县周原。在地图上看，岐下（岐山）是在豳（旬邑）的西南方向。为什么《诗经》说是“率西水浒”呢？《毛诗正义》是这样解释的： 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难，其来以早朝之时，疾走其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侧，东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毛诗正义·卷十六》） 毛诗中的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各言各殊，在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率西水浒”条有专门的辨析，可参见。总之，这次周人的迁徙，可以看做是一次“迁都”的预演。因为之后，周人在伐商的迁移还有数次，且都是明确的东迁：太公之少子“王季宅程”（《周书》），程大约在今陕西咸阳县，在岐下的东方，这是一次东迁；王季之子文王“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史记·卷四·周本纪》），丰大约在今陕西长安县，在程的东南方向，这是又一次东迁；文王之子“武王都镐”（《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镐也在今陕西长安县内，而丰邑在丰水西，镐京在丰水东，所以这一次依然是东迁。 在殷商末年，处于殷商西面的周人部落渐渐强大。而对于殷人来说，周人就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威胁。《史记·周本纪》中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西伯”的称号是商王朝封给周文王的： 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史记·卷三·殷本纪》） 以前我们说过，在上古“伯”“爸”“霸”同音同意，所以“西伯”其实就是“西霸”，由此可见周人势力的强大。由这一点，结合以后的史实来看《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记载：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史记·卷四·周本纪》） 可见“崇侯虎”不但不是一个佞臣，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忠臣，太史公用的“谮”字来形容崇侯虎并不合适。 很快，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在得到天下不久，周公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营造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都，洛邑的居民则是商朝遗民。当时西周的核心位置还是以镐京东都为中心，王畿附近方约千里的地域。 虽然周曾是殷商的“西患”，但周最紧急的外患也是来自西方，特别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时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太子宜臼（即东周平王）凭借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这就是“平王东迁”，也是最有名的一次东迁。 西周孝王时，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大约在今甘肃清水县一带，那时候尚处于戎狄之间。这就是秦朝的始祖。秦人与戎狄杂处，日日与之攻战。自“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竹书纪年》）后，其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渐强盛。在东西周之际，秦襄公先是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秦襄公又派兵护送。平王无力驱除戎狄收复失地，遂将岐西之地封赐给秦襄公。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襄公于是致力于收复周失地的大业，并最终在“伐戎而至岐”时死去。接过襄公大旗的是秦文公。文公不孚所望，大败犬戎，从而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汧渭水交汇处建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到宪公时（公元前701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向东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此后秦向西灭邦、冀戎、小虢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此次“东迁”，为秦的称霸西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史记》称赞道：“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进入战国之后，征伐日起。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纷纷招徕人才、修整武备，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各种各样的“变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秦国，就有我们最熟悉的“商鞅变法”。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在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一条。其实在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以前，秦国的都城已经在献公二年东迁栋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从雍东迁到咸阳，表明秦国的战略方向从西戎彻底转向了中原争霸。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最伟大的君主始皇帝实现了祖先的梦想，统一六国，兼并天下。 秦朝像一个耀眼的流星，辉煌而短命。之后就是烜赫的汉帝国。西汉的都城选在咸阳边上不远处，称为“长安”。在西汉刚建国的时候，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则劝其选择长安。他说：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充分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所谓‘周’，指东周都城洛阳）。”刘邦疑而不能决，直到张良也说应建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以上均《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了感谢娄敬在定都这件事上的功劳，特赐娄敬姓“刘”。司马迁在《史记》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即便是“长安”这个名字也不能保佑这个王朝长久的安宁下去。两百年后，在一场“禅让”的闹剧中，国号被改称为“新”。 但“新”没有新鲜多久，又继续“卯金修德为天子”。但在战争中，各路人马出入长安城，城内建筑多有损毁。其中，又以赤眉军的破坏最有毁灭性：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其实，每次起义、革命爆发，对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文物典籍等破坏最彻底的都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们对于一切都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也就无所顾忌。由于长安城在战争中破坏严重，东汉只好选择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作为都城。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东汉定都洛阳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东迁。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熟悉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想来对董卓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帝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方可无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三国演义·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洛阳城被一把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而董卓也没有李儒说的那样“无虞”。在公元196年，汉王朝的都城再次东迁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而此时绵延几百年的汉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公元220年的许昌，一场“禅让”闹剧再次上演，此时汉王朝已经是彻底的回天乏术了。 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 南迁时代（三国到明末）：向南！向南！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中原的大量平民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几条路：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东去，渡海去辽东或许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选择；南下，虽然有越族、苗蛮，那里温湿的气候、丰饶的土地也很吸引人。很多人在权衡之后，毅然选择了南下。于是，南方的大开发开始。 公元220年，孙权都武昌；公元229年，也就是吴黄龙元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定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这表明，以前大家认为的“遍地瘴疠、满眼蛮夷”的南方，同样也可以建立国家、设立都城，而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荒凉。 吴国是三国中国祚最长的国家，然而终于在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金陵怀古》）。但中原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先是八王混战，然后是旷日持久的“五胡乱华”，中原成为异民族的乐园，黄河流域陷入了空前大混乱。而此时的长江流域，依然安静得一如江南的细雨柔风。在屠刀的威胁下，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长江以南成为安居的乐土，躲避杀戮的室外桃源。 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永嘉大乱后晋室南迁而长期退守江南：公元316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明年，司马睿在建业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318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自此，至陈亡近三百年间（317~589），南方的经济迅速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南迁”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公元589年，隋朝贺若弼、韩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将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权便被轻轻的“雨打风吹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南方留给人们的，不再是六朝繁华、金陵脂粉，除了是烟花满地的苏杭扬益，就是谪贬的蛮荒之地。很少再有人把金陵作为“龙蟠虎踞帝王州”（《永王东巡歌》其四）而提起。似乎，南方与政治绝缘。 然而，一个变数出现了！ 那是在公元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史之乱起，并攻陷二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这个时候就有人建议南迁。同时永王李璘也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招募数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其间，大诗人李白被李璘拉上了贼船。 其实李白同志并不是“情非得已”，他被拉下水的原因，除了是李璘的“热情邀请”，还有就是他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不是很乐观。他甚至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他说：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宇宙峣杌，昭然可覩。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扄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臣又闻汤及盘庚，五迁其邑，典谟训诰，不以为非。卫文徙居楚丘，风人流咏。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乗六合之诪张。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茍利于物，断在宸衷。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牣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刬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横制八极，克复两京，俗畜来苏之欢，人多徯后之望。……（唐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由此可见他对渡江南下、割据江东是早有预谋。现在李璘邀他上船，对于一心想做“东山谢安石”的李白就好比瞌睡人遇上绣花枕，于是他就表现出了一种“欲拒还迎”的姿态来。别看他得罪下狱时表现得跟窦娥一样，其实一点儿也不冤。从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就可以看出他之前的“野心”来：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四） 李白以谢安自命，本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结果落得个锒铛入狱、流放夜郎。“请都金陵”也成为往事。然而唐玄宗避难西蜀，单纯从纬度上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南迁呢？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已经是日过正中、月过十五了，接下来是漫长的下坡路。下坡路走多了，走烦了，就有人想换个花样。在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上书言事，再次提出南迁的建议。他说：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八·毕崔刘陆郑朱韩》） 迁都的目标是“襄、邓”，即是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在长安的南方，以前从没有朝代在此建都。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只是个纸上的构思。因为这时的唐皇朝已经病得一丝两气、岌岌可危，再也经不起迁都的折腾。安静的等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唐亡之后，是纷纷攘攘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也闹得乐此不疲，好在终不及北方，依然是很多人憧憬的乐土。等天下人对战争都腻烦的时候，大宋在一场自编自导的“黄袍加身”剧中横空出世，并逐渐占有中原及南方土地。 关于“南迁”的事情，宋朝之后的大家就知道很多。先是“靖康之耻”，北宋徽宗、钦宗被虏获；难逃的宋高宗赵构在“泥马渡康王”的神话里，于临安建立了南宋，在长江以南与北面中原的女真政权隔淮对峙。关于高宗赵构“南迁”的奇闻轶事很多，除了上面说的，经常提起的还有“钱王现梦”：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韦后在娠时，徽宗夜梦吴越王钱俶来谒，觉而异之，时大观二年也。……又奉元佑皇后手诏迎康王，其略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康王拜受，遂卽位于南京。（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人伦门·君后》“钱王现梦”条） 这些有意无意捏造的异闻，不外乎是想证明康王的天命所归、南宋政权的顺天应命。 即便是有天命，偏安临安的南宋终难免覆巢之祸，皇帝的“行在”也一路南迁，最终在崖山，为三百余年的大宋画上一个句号。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宋朝灭亡的四百年（1279~1644）后，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可惜与东晋、南宋相比，这次却没有同样的后果：膝盖已经变软的中原人在满清的屠刀下迅速臣服；而南迁后的南明，既不能安内，更不能攘外，在一年之后便“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避地南陲的桂王、唐王、鲁王全都在劫难逃。这一次皇帝的“行在”已经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连蛮荒之地的缅甸也都去了，似乎不走到中华大地的最南端不罢休。这次创造最南记录的南迁，为一千四百多年（公元220~1654年）的“南迁时代”结了尾。 总结历次南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皇帝蒙难，于是藩王乘机割据江南，之后便不思进取，最终为北方势力所消灭。为什么向南迁呢？一方面是强敌来自北方；另一方面就是南方经济发达，可以封疆建国；还有一方面就是可以凭借长江、淮河之险，抵御北方来侵。 （四） 西迁时代（清代以后）：有风来自海上 自明清以后，世界航海业大发展，而中却国采取“禁海”等措施，闭关锁国，渐致航海业落后于时代，海防也日渐松弛。在西方列强通过海洋发现中国这块满是膏腴的肥肉之后，中国遭受的主要威胁便来自海上：无论是明代的倭寇，还是清代的西方列强历次入侵，以及晚近的日寇侵华。 诸列强利用海运、及船坚炮利的优势，频频由海疆入侵华夏。由于那是中国总体军队素质和装备情况落后，对列强入侵反应滞后，不能在战争开始时迅速击败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得已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做法来应敌。外国侵略者有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而国人则有人口、地形上的优势。拖延时间是有利于国人的。他们为了迅速击败中国，获得所需的利益，通常采取袭击重要城市的做法，其中又以夺取首都为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因而向西迁都成为了爆发战争后的经常行为。从此，迁都进入“西迁时代”。 在从清代到建国前，比较有影响的“西迁”大约四次： 第一次西迁：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不得不遁避热河。 第二次西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暴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逃奔西安，以为行在。 第三次西迁：1931~1932年，淞沪会战，日军进攻上海，首都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后因为和议成功而迁都未果。 第四次西迁：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移都重庆。 目前，中国的海军及海防的发展虽然有所突破，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一定的劣势，相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海上，同时国都北京靠近海洋，所以目前仍是处于“西迁时代”。 （本文主要参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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