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七年十月的一天，朋友和我驱车离开长沙，朝浏阳驶去。

　　虽然已是秋天，但高速公路两旁云蒸霞蔚，澄澈如玉的小河倒映着农田，山丘，房舍，天气和北国的春天无异。目及之处，晨光闪烁，阡陌纵横，一片宁静。一百多年前的这里，想必一定更有桃花源境的气氛吧。可恰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因国势危弱，大批知识分子忧心如焚，为保国保脉纷纷挺身而出。谭嗣同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浏阳县内小试新政。那些试验起初就象几块小石落入了死寂的水中，但谁也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圈圈涟漪却久久不散，先是在湖南省内激起了剧烈的浪花，接着震荡了全国各地，最后又在北京掀起了惊涛巨浪。

　　行到浏阳县城，路上宁静的田园风光渐渐消失，闹市区内繁忙异常。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装璜光灿的商店，我虽然没有惊呼，但已禁不住向朋友问道：这是浏阳吗，怎么和长沙一样热闹？朋友解释说，浏阳曾是湖南省有名的穷县，但近年来经济腾飞，富了起来。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朋友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浏阳人很懂得宣传，一些普通土产一经他们推销就变得闻名遐迩，象白酒，西瓜，板栗……

　　板栗？我疑惑地问，心中庆幸这不是自己此次前来的原因。但我不怀疑浏阳人的能力。行知合一，敢为天下之先，这几乎就是浏阳人甚至湖南人的著名个性。

　　北正街上行人攘攘，商铺林立。朋友把车速放慢，摇下车窗，不断向路人打听谭嗣同的故居在哪儿。街不很长，但车打了两个来回，我们还是找不到著名的谭嗣同故居。最后朋友把车靠在了路边。我们边走边问，几乎每二十步就会向路人打听。在“快了”、“前面”和“那边”的指点下，最后来到了一个街心公园前。

　　公园不大，空无一人，好象繁忙的北正街和街上的人都已遗忘了它。花草织就的浓绿，蔓延着一直伸到一面墙下。墙是青砖砌的，有两扇紧锁的木门，门之间还有一个雕花的木窗。墙森严高岸，象一面切割整齐的峭壁，可门窗却不相宜地窄小。墙后是一座民宅，在湛蓝的空中屋檐廊角高高地挑出。宅子看去古意盎然，但有的地方很新，修葺的白灰在砖逢中依稀可见。

　　我们绕过花园朝前走去，很快就看见了一座木楼。它由三部分构成，中间是写着“谭嗣同故居”的暗红门楼，两侧各是一个商店，正卖着眼镜和菊花石等亮晶晶的东西。挂着巨匾的谭氏故居如同一个巨人那样肃穆地站着，两个商店却象穿着花花绿绿的小丑，朝它使劲挤了过去。

二

　　迈入谭嗣同故居的门槛，空气一下变得清凉而通爽。阳光从大厅深处的门口穿入，露出后面青砖铺就的庭院的一角，也照亮了深邃宽静的大厅。虽然只和闹市相隔几米，我却象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踏入了另一个时代。

　　谭嗣同的塑像迎面伫立。那是一张我早已非常熟悉的面孔，宽阔的前额，深陷的眼眶，紧闭的双唇，聪慧，刚毅，沉着。但我心中还是不由一震。

　　这是一座具有南方风格的木式建筑，漆色暗红，雕花精致，梁坚高挑，透露着古朴和庄重。谭家世代书香，宅院经过几代人的呵护，到谭嗣同的父亲时期臻于完美。谭父名继洵，字敬甫，是道光年间举人，咸丰年间进士，曾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和湖北巡抚等要职。由于他身居高位，这座古宅被当地人称为“大夫第”。

　　早晨十点钟的故居内，只有我和朋友两人。厅内陈设简单，家俱疏落，墙壁上古木的纹路仍很清晰，闪着幽红的微光。我们默默地走着，从大厅，院子，厅次，又走到谭嗣同的卧室，书房。在那间书房中，一盏木制的灯台在书桌上孤然而立，桌后是红漆的书格，立着很多谭嗣同读过的书和他自己的著作。

　　谭嗣同，字复生，一八六五年生于北京，十三岁那年才第一次回到浏阳。在这座古宅之中，他曾和兄弟姐妹相处得亲密无间，和夫人李闰度过了聚少离多的生活，也曾和志同道合的师长同学相互砥励。在他三十四年短暂的生命中，浏阳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

　　和戊戌变革中那个人们都很熟悉的他相比，浏阳的谭嗣同似乎有些平常，甚至相反。比如，他在北京时住在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书斋叫莽苍苍斋，意寓高远无我，胸怀宽广。在这里的书斋却从浏阳著名的菊花石起意，用它“温而镇，野而文”的特点为自照，叫石菊影庐。

　　浏阳生活中的谭嗣同，在很多地方让我觉得陌生，也让我感到亲切。他敬父母，爱手足，和父亲的政治观点大相异趣，但侍亲甚重，曾备受庶母的虐待，但心地光明，对庶母所生的子女关爱依然。他的责任心很重，自两位兄长逝世后，便承担起了养育遗孤的重任。他爱词章，诗意雄奇开阔，刚劲雄浑，自成一家。他爱篆刻，曾刻下过“芬芳悱恻”、“勇猛精进”、“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又不成”等表现他力求日新的印章。还喜欢钻研佛理，是个能进得去放得开的人，曾经写过这样的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念不如少一念。人生如梦幻，天地尽虚空。平时勤学道，病时不怕死。想到来生，则现在草草光阴，无不可处之境，真无一事足劳我之心思者。”爱漫游，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间，由于他父亲特殊的位置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游历了十多个省，用他自己的话说，“合数都八万余里”。也爱交游，朋友中有文人，政治家，也有侠客和普通人，他们让他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了具体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和义侠王正谊王五等江湖朋友的深交，让他和一般中国文人相比，多了一种“任侠”的能舍生取义的人生态度。他还爱读书深思，融汇贯通，比如那本著名的《仁学》，就是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后写成的。他在成为历史巨人之前，已具备了巨人的素质，只需一个契机，就会完成从平凡到卓越的飞跃。

　　他还爱剑术，嗜弹琴。有过一琴一剑。剑是短剑，叫凤矩，琴是古琴，叫崩霆。剑魄琴魂，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凤矩剑伴他考查过天下风土，结识了英雄豪杰，崩霆琴则让他保持着精神世界的高傲和寂寞。每当夜深人静，他不是舞剑便是弹琴，这座古宅的上空就曾回响过古琴那凄清而孤远的声音，庭院中也闪动过他那剑气凛冽的英姿。

　　在安静的庭院内，有一扇木门紧紧锁着。从那儿出去，就能走到我们先前看到的街心公园。那里曾经是谭家的花园。在如今那长满灌木和花草的园中，一百多年前伫立过两棵高达六丈的梧桐树。在1881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浏阳城中电闪雷鸣，园中的一棵梧桐被劈倒了。谭嗣同就用它的残枝制成了两把古琴，一叫“雷残”，一叫“崩霆”。与很多名琴相比，这两把琴的名字意境奇异悲壮，如同谭嗣同一生的写照。在雷残上，他写下了这样一首琴铭：“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才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在崩霆琴上，他也写下了这样的琴铭：“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而无意可取。谭嗣同作。”

　　他最喜欢弹奏古琴，崩霆也最得他的爱护。也许是因为在中国的乐器中，没有哪一种象古琴那样最能象征士人的精神境界吧。古琴音出天籁，生于人心，淡若无为，意存高远。人生迹遇，国事兴衰，草木衰荣，季节变幻，山色晦暝，一切都可以在简单的七根弦上表现出来。他就是在琴中寻找自己并寄托精神的。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耻辱让他从舒适的生活中猛然惊醒，自号壮飞，从此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将贵公子的琴心剑气化作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

三

　　从他的书房出来，我回到厅次。右手第一个房间的门旁，写着“李闰卧室”几个字。想起谭嗣同位于宅子深处的卧室，我不由惊奇身为谭嗣同夫人的李闰为什么会住在这里。讲解员简单地说道，在谭嗣同牺牲后李闰非常悲哀，谭父为了减轻她的痛苦，就让她搬到这里了。

　　卧室内，一张木床和几件简单的家俱萧然而立。木床上那些精致的雕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光却没有多少磨损，象征男欢女爱的花草虫鱼依然跃跃如生。

　　李闰是浏阳名士之女，十八岁时嫁给了比她大一岁的谭嗣同。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深感国势飘摇，开始致力于新政。他起初只是在浏阳一县小试，办算学馆，传授西方科学知识，赈济灾民，后来受到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重用，又到长沙推广新政。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颁布国是诏，决心全力改革。谭嗣同经御前大学士徐致靖推荐，被任命为四品章京行走。

　　5月15日，他离开浏阳前往长沙，临行为李闰写下了“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氏为婚，在癸末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今生结此缘。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他写下这样一首诗，也许是因为新政艰难前途未卜，心中充满不测，也许是多年来的漫游和致力变革的生活让他对李氏感到愧疚。他通往北京的路一开始便不顺利，刚到长沙就大病一场。从五月离开浏阳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他写给李氏的信有十多封。与人们印象里大马金刀的形象不同，他在给李氏的信中细致关心，谆谆嘱咐，儿女情长处比比皆是。在谈到长沙一病时，他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到武昌后又寄书：“父亲慈心，更甚于昔，亦甚惦念我等，曾问我家眷到底在何处住好。我对云：暂在浏阳住甚好，若浏阳不安靖，即可令其来署中住。大人深以为然……”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就在北京殉难了。

　　噩耗传到浏阳，已是深秋。只有三十三岁的李闰无比悲痛，常在夜深人静时痛哭。谭继洵也十分难过，有次走到她和谭嗣同的卧室窗外说：“七嫂，你不要如此悲伤，我也同样难受，但老七将来的声名一定会在我之上。”李闰是翰林的女儿，出入都十分知礼。因礼记有曰“寡妇不夜哭”，她知道自己逾礼了，便向公公表示今后再也不会那样。为了减轻她的悲痛，谭父让她搬出了先前的卧室，住到了厅次右边的这一间。几个月之后，哀惧交加的谭继洵也离开了人间。一系列的变故却让李闰从悲痛中振作了起来。

　　李闰一生坎坷，三岁失母，青年丧子，中年丧夫，尽管谭继洵让谭嗣同的一个侄儿兼祧，可因侄儿早亡，她又在老年担负起了抚育两个孙子的重责。但她无比坚强。在谭嗣同受难之后，谭家的境况日益衰落，李闰为了贴补家用，将老宅临街的几间房子开作了客栈。她还继承先夫的遗志，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校，给穷苦的女孩子们以生的机会，灌输新思想，教授实用的谋生技能。

　　这位可敬的女子连一张小照都没有留下。在她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张谭嗣同的画像，对丈夫的思念陪伴她度过了几十年孤独的时光。木床上一顶白布蚊帐轻轻挽起，象她刚刚离去不久。一股凄清的氛围笼罩在房中。不知是不是曾在这里，每逢月之朔望，她会将怀念谭嗣同的诗句写在纸钱上，然后解下插发的竹簪，用纸钱裹住，就着烛火慢慢焚化？那些诗句现在多已流失，但保存下来的几首依然震撼人心，让人意识到一个烈士的光荣，具体到他的亲人身上，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痛苦：“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他生须记得，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莫带愁来。”

　　从李闰的卧室出来，我突然注意到厅中的那片木墙空空荡荡，没有一幅画，一个字。而旧时的中国人一般都喜欢在那里悬挂些什么的。管理员说，其实那里过去并不空荡，李闰六十岁生日时，康有为与梁启超合送过一块匾，上面写着“巾帼完人”四个字，可惜匾已经在文革中被毁。顺着她手指的地方看去，墙上可见两枚巨大的钉子。它们先前被暗红色的漆光掩着，这时却象两块显眼的疤痕。我和朋友都不由叹息。

四

　　我们继续在浏阳城中寻找。这时已近中午，才常路附近的一堵墙下，几个老人正在悠然地下着象棋。看见我们茫然的样子，一位老者很快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北正街相比，才常路上行人稀少，象是两个世界。谭嗣同烈士专祠就座落在这个僻静的地方。

　　专祠看上去象一座庙宇。灰色的表面已有些黯淡，但汉白玉的门额，青瓦硬山顶的式样，让它看上去凝重而庄严。

　　烈士祠内非常安静，院中立着谭嗣同的半身雕像。展览馆内，甲午战争，湖南新政，戊戌变法，近代史上那些让国人们扼腕激愤的事件，在一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闪动着。这里有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写下的题字，也有因他之故被慈禧移罪而死的弟弟康广仁的照片，有梁启超逃脱大难后为谭氏写下的“民国先觉”的横幅，也有义侠王五在谭嗣同坐狱后焦虑的身影，有深陷重围却拼死一搏的光绪忧郁消瘦的面孔，也有与谭嗣同一样不逃择死的林旭少年老成的目光。展览厅里像一本巨大的相册，记录着人们曾经的呐喊，挣扎，哭泣，和牺牲。

　　在一张照片上，是1898年8月13日北京的菜市口。照片光线黯淡，景物模糊，但草席下尸体的形状仍依稀可辨，不知覆盖的是哪一位壮士。谭嗣同当时就是在菜市口牺牲的，和其它五个人一样，同被枭首。因他们犯的是所谓的叛逆罪，而清朝杀大臣的刀又不常使用，所以刑刀涩钝，人受刑极苦。在谭嗣同之前，已有四个人就这样被“锯”掉了头颅，但他神志坚毅，临刑时依然对围观的百姓高声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展室内的一张表格吸引了我的视线。在翁同禾、宋伯鲁、文廷式、杨深秀、谭嗣同、江标、陈宝箴、康有为等二十八个人的名字旁，写着他们在戊戌变革之前的官职，也写着他们在变革失败后所受的惩处。革职遣回原籍，革职永不录用，访拿押解回京，斩首，永远监禁，发配新疆，逃往日本，由该衙门堂官随时察看，撤销三品御衔……。这些人中有维新派，改良派，洋务派，政治见解不仅不同，有时还激烈冲突，但当中国朝着灭亡的边缘走去时，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让他们站在了一起，明知前面是熊熊燃烧的火海，还是勇敢地纵身扑去了。

凡是变革便总有牺牲，在中国，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变革之后，参加者所产生的激烈变化却少为人知。我继续在馆内走着，看着一张张照片，读着当事人所写的回忆，也想着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熊希龄由于生病，1898年8月未能预期前往北京，否则历史上就会有戊戌七君子了。从那之后，他韬光养晦，远离政治，自谓“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将余生都投入到了教育、民族工业和慈善事业之中。梁启超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到后期不象一个政治家却更象一个学者和思想家了。曾请求光绪正式实施新政并推荐过谭嗣同等人的徐致靖，改号“仅叟”，出狱之后对大难不死不仅毫无一点庆幸，反对谭嗣同等人的惨死一直深怀内疚。唐才常在1898年8月曾应谭嗣同的电召赴京参与新政，但行至汉口，就听到了政变发生和谭嗣同就义的消息。悲愤异常的他非但没有消沉，变革之心反而更加坚定。后在汉口筹备起义时英勇就义，死时和谭嗣同一样，也是三十四岁。最让后人争议的莫过于康有为。这位当年被谭嗣同称作“为国朝二百六十年所无，心为支那四万万人请命”的戊戌变法中的精神领袖，游历国外十九年后才重返中国。1926年他来到菜市口当年的刑场，想起弟弟和谭嗣同等人的惨死，不禁失声痛哭。他后期主张保皇，见解保守，多为人讥讽。他为谭嗣同和戊戌变法写下过很多诗文，但哪一篇都比不上这一句让人感到痛彻：“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五

我们离开专祠，朝浏阳城外开去，寻找一个名叫小水村的地方。但没走多久，就又一次迷路。在一个路边餐馆的门口，朋友将车停下。一个泼辣的湘妹子招呼我们进去吃午饭。朋友开玩笑地说：知不知道谭嗣同的墓在哪儿，不知道就不吃饭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犹豫了一下，脸可爱地红了起来，说，吃过饭就能给你们打听到。话音刚落，一个中年人已从一张餐桌旁站起，说他就住在谭嗣同墓地附近，一会儿就带我们去。

　　半个小时后，那位男子在前面开着车，我们紧跟其后，开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路的一侧是农家院落，一侧是田地，十分狭窄颠簸。

谭嗣同成仁后的当天傍晚，浏阳会馆中的老长班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到菜市口，将芦席盖在他的身上。他们把他抬回会馆，连夜涤血缀元。一年之后，谭嗣同另外两位忠实的仆人千里扶灵，将他的棺柩从北京送回了老家。棺材起初停于郊外墓庐中。据谭氏后人记载，“开吊之日，一切从略，吊者亦寥寥，仅挚友唐才常与时务学堂共十余人而已”。

我们的车开到了一座叫作石山的山下。一对农民夫妇正在烈日下打着油茶。通往山上的路已有了水泥砖石铺成的小径。我们拾级而上，野蕨和杂草交杂的树丛中，间或能看到几朵淡白的茶树花。

谭嗣同是在1901年下葬的。那天，五十个人用两条龙杠抬着他的馆木，缓缓走过了这里的小路。执绋的人中，最多的不是他的同事或同志，而是当地的农民。戊戌变法中谭嗣同那些惊天动地的作为，对农民们毕竟有些遥远，但他们记得他是个好人，在洪灾中曾奔走不辍，赈救灾民，也知道他慷慨好义，看见深夜没有把柴卖掉仍在街上徘徊的农民，他总会将柴全部买下。

渐渐地，一座简朴的古墓从树丛中露出了轮廓。古墓靠山而建，前有青石栏杆围护。小圆扁石铺盖着冢顶，墓碑上刻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几个字。墓两侧各立着一对石虎和石马，风雨和时光已将它们的表面磨蚀得十分粗糙。一对华表分别竖立墓前，圆锥形的顶端让它们看上去既象火炬，也象巨椽。右侧的华表上写着“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大地”，左侧写着“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墓前的石栏上还有“艮山坤向”四个字。

四周十分宁静，也无比寂寞。我不能不想起那个象谜一样被人们争论了多少年的问题——他为什么会坦然赴死。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躲了，有人跑了，有人哭了，有人面如土色口不能言，还有人选择了背叛和出卖，成了民族的千古巨恶。而谭嗣同从容不迫，送别了朋友，安排好亲人的后路，然后坐等在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中。是出于“知遇之感”酬答光绪，还是为了“殉主张”或“死事”以感召后人，是他血液里有着坚毅勇猛的湖湘传统，还是从小就养成的“坚守诺言”的性格，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的士人的责任，还是任侠的舍生取义的信仰，是“先圣先贤，死而不亡”的“生死如一”的理念，还是学佛多年对个人和国家的劫数能无畏对待的态度？对于他，死虽然是一个清醒的决定，但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吾知之矣！”他对抓捕他的人平静地说道。作为戊戌变法中的一个参与者，他起初的声名比不上康梁，最后却光芒四射。他是一个人们想成为但永远成为不了的勇士，也是一面人格明镜，让人们常常照出自己内心的软弱，更是一座孤独壮美的精神高峰，让人们至今都在仰视叹服。

离谭嗣同墓三百米之处，是李闰的墓。我们在野草覆盖的小径上往前走了一阵，直到无迹可寻，只好下山，向打油茶的老乡求助。老农说路很不好走，都是泥巴。我想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计划了这么久，泥巴真是算不了什么。老农带着我们重新走上山去。在我们先前迷路的地方，他没有停下，继续朝前走去。路变得陡而狭窄，杂草披离，间或还有荆棘划过脚面。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矮小简陋的墓前，那就是李闰长眠的地方。

返回到谭嗣同的墓地时，我又到近前徘徊了一阵。这里没有人迹，也没有虫声，墓前的草地也似乎很久没有人剪理了。那么荒凉，又是那么肃穆。强烈的日光穿过浓密的树林，将墓碑上那几个字照得格外清晰。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随着农人和朋友朝山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