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四川万县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二九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一九三一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诗集《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汉园集》系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何其芳属胆汁质的气质类型——精力充沛、情绪发生快而强、言语动作急速而难于自制，热情、显得直爽而大胆，易怒、急躁。

一九三五年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还乡杂记》等。抗战爆发后，回家乡及成都作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一九三八年与卞之琳等一起投身延安，先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其间出版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一九四四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统战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此间又创作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若干。一九四八年调中央马列学院。

从一九五三年起，何其芳具体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此时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论著。

何其芳曾写过些浪漫多情的诗——“你一定来自温郁的南方，/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那温馨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预言》）；何其芳也说过些超凡脱俗的话——“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斑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 （何其芳谈《燕泥集》的写作）。

因为浪漫多情，超凡脱俗，何况名姓亮丽，风光旖旎，令人油然而生美感，不知就里者往往以为他人亦倜傥，性亦风流。但事实遗憾。

刘世德说，不认识何其芳的时候，想他的样子应该是：“颀长的身材，多愁善感的眼神，潇洒的步态，西服，领带，皮鞋”。“不料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果然亲眼见到了他------我早早地坐在前排等候着。只见走上讲坛的何其芳同志，竟然戴一副平常的眼镜，穿着比较随便，圆圆的脸庞，矮矮的、胖胖的个子，满口的四川话。这个模样，和我事先的想像完全不同，大出意料之外”。

另据臧克家介绍，何其芳生活习惯浅俗——喜欢吃肥肉。他曾经说：“吃青菜固然好，但光吃青菜不行，应该吃肉，多吃肥肉，吃肥肉有好处。”   因为馋这高脂肪的东西，何其芳晚年脑动脉硬化，植物枝神经紊乱，意识发生障碍，说话会突然中断，一再重复最后一句，过一会儿才能接上。

何其芳曾骄傲地声言：

我是一个忙碌的，

一天开几个会的，

热心的事务工作者，

也同时是一个诗人。

但如果真要他做些生活琐事，却洋相百出，“潦倒不通世务”。

同多数知识分子，史无前例岁月中，何其芳亦在劫难逃，下放河南五七干校。据一起下放的何西来说，“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我也有个故事。因为罗山水塘多，大家经常到水塘边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次我去一个原是粪坑的池子里洗过东西，于是文学所调皮的‘校友’用何其芳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编了一副对联，来取笑我们。

何其芳牙缸吃肥皂越吃越香

何老别粪坑洗屁股愈洗愈臭”

注：何老别即何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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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地特别多，我们在残存的水围子里搞猪圈。以为水围子可以挡住猪。何其芳和另一个同志在水围子里养猪。但殊不知猪会游泳，常常半夜猪就跑了。何其芳就打着手电找猪，追猪。有时下雨，他和那个同志穿着雨衣雨鞋满地找。他写了《养猪三字经》，说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这句话成了何其芳干校养猪的座右铭，很有名。”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读中学时，国文老师改“永”为“其”，遂作何其芳。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一是变姓、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容量，丰富了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但这改名也曾让何其芳好生羞辱。文革期间，何其芳被批斗，在造反派押解下，他垂头站在台上，身上穿着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何其芳红学行状：

一、              袒护关心俞平伯。

何其芳为人忠直，一身侠骨，是个肝胆男子，“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足可当大任、托大事。他一九三八年就奔赴延安，是知识分子，也是领导干部。他宽厚待人，反对盛气凌人，十分注意团结老知识分子，政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据他自己讲，三十年代初，曾在清华大学听过俞平伯的课，因有这种因缘，以后便一直用“俞先生”的敬称，说自己是俞平伯的学生。俞平伯落难后，作为所长的何其芳，要求全体研究人员对其有关著作要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展开讨论，这样，俞平伯非但没有受到歧视和压制，相反享有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俞平伯由北大到文研所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校点八十回本《红楼梦》。何其芳不仅为他提供许多宝贵的校勘资料，而且为他选派了得力助手。

1、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黄肃秋来者不善，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其中说：“据我所知，俞平伯先生就是有这种恶劣作风的一个。解放以前的情形且不管它，只说解放以后，大约是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还写信，经过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借给别人看。”这个罪名绝对厉害。何其芳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做了认真的调查，证明纯属不实之词后，遂积极为俞平伯伸张正义。在他的要求下，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特为俞平伯澄清事实，做了必要的解释。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讨论晋升职称时，经何其芳提议，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俞平伯被定为一级研究员。

2、俞平伯学问了得，也翻过几个跟头，惜于世路上的丘壑，究未谙练。一九五九年初，受当时政治用语的启示，他顶着碾盘唱戏，作《〈红楼梦〉札记两则》，其中一则谈“东风与西风”的比喻问题。说：《红楼梦》“第八十一回，林黛玉向袭人说：‘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其实，这“东风”、“西风”象征两种势力的对抗，并非始于林黛玉，而在南宋作家刘辰翁的《六州歌头》中，就有“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这里，“东风”指当时住在东边的宋朝皇帝，“西风”指当时住在西边的专权跋扈的贾似道。因为皇帝都有点怕贾似道，所以词中说“东风”怕“西风”。

文章写成后，他交给了何其芳。何其芳也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发表，可由于问题特殊，他突然退稿了。

原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并作国际政治形势的报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两大阵营的实力后，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知道不知道“东风”、“西风”的原始出处呢？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或者说他本来知道，但也不愿意说得那么远，只希望在林黛玉著作权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够了。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干脆就说这“东风”、“西风”是“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的。

由于俞平伯的考证，与毛泽东叙述大相径庭，加之当时严酷恶劣的政治气候，试想这篇札记发表后，俞平伯能有好果子吃吗？何其芳深知其中的利害，为回护俞平伯，因此帮着替他遮瞒了。这可以说帮了俞平伯的大忙，使他避免了大难一场。

似这样大恩德终身不忘，俞平伯知好歹礼尚来往。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六日，俞平伯与许德珩、游国恩等五十余人赴河北省霸县煎茶铺，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此期间，他作七绝《高各庄扬水站口占》和五言律诗《煎茶铺寓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感。其中的五律写道：

日高风里热，风息夜来凉。

晚学将勤补， 苍颜意态昂。

荷锄惭力荏， 秉烛惜年芳。

开遍戎葵绣， 农家五月忙。

回京后，他写信向何其芳汇报参加学习情况，也将这首诗书赠何其芳。

一九六九年后，何其芳被打倒，与俞平伯同在河南干校劳动改造。俞积肥、种菜、搓麻绳，何喂猪。为回报何其芳的深情厚意，俞平伯就笨拙地帮助他驱赶那些不听话的猪。一九七九年四月，何其芳夫人牟决鸣抄录、编集的《何其芳诗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何其芳建国后所作新诗、旧体诗八十一首。俞平伯通读全书后，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并作《题新刊〈何其芳诗稿〉》诗二首，寄赠何夫人。其一云：

昔曾共学在郊园，   喜识“文研”创业繁。

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谈。

习劳终岁豫南居，   解得耕耘胜读书。

犹记相呼来入苙，   云低雪野助驱猪。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因心脏病和晚期胃癌折磨，何其芳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同在病中的俞平伯悲痛不已。在病榻上，他作致何夫人唁函。说：“以数十年之友谊，在近期尚讨论诗歌，书翰往返，不意顿隔人天，悲痛如何！因病不能参与追悼大会，尤感歉疚，祈勉节哀思，谨此致唁。”

二、              领导把守《红楼梦》研究的制高点。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是《红楼梦》研究的大本营。其行政上隶属文化部，设有《红楼梦》研究所，主办《红楼梦学刊》，冯其庸、李希凡、杜景华、张庆善、孙玉明都曾经在编。

但文革前，《红楼梦》研究的权威地界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时，何其芳任所长，一九五六年，所内就设《红楼梦》研究小组，俞平伯、吴世昌、刘世德、陈毓罴、邓绍基等都是成员。专门开展《红楼梦》研究业务，整理资料，发表文章。后来，何其芳被打倒，社科院《红楼梦》研究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加之文化部组织力量新校《红楼梦》，成立《红楼梦》校注小组，后复设《红楼梦》研究所。这样，社科院《红楼梦》研究虽一度以《红楼梦研究集刊》为阵地与之分庭抗礼，后来因《红楼梦》研究所势大，社科院逐渐败落下来。

三、       与李希凡论争。

李希凡、蓝翎是一九五四年大讨论的发难者，他们认为贾宝玉是新人的形象，《红楼梦》的思想倾向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这遭到红学界一部分人的反对，其中持异议最力者是何其芳。一九五六年，在《论红楼梦》的长文中，何其芳用很大篇幅诘难李希凡、蓝翎的观点。针对他们强调新的经济因素作用的问题，他考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等清初思想家，认为这些学者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根本不能代表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

面对何其芳的发难，李希凡没有正面应对，而是对其《论阿Q》和《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进行质疑。前者在一九五六年，后者在一九五九年。不疼不痒，没有甚么意思。见李希凡这样，一九六四年，在为《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阿Q的典型问题和诗歌形式问题，何其芳又用一万多字的篇幅，对李希凡打压。

高粱地里种玉米，秋后见高低。一九七三年，《红楼梦评论集》印行第三版，在后记和附记中，李希凡对何其芳进行总清算。关公卖豆腐，人强货不硬，这个文章势汪洋无岸无涯，让人恍疑在九天外，平吞了八九区云梦泽，问甚么翠岛苍崖；云气深如倒悬着东大海，雨势大似翻合了洞庭湖。李希凡胜利了。

也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何其芳已经沦落为修正主义红学家，哪里还能答辩。“我是被打了屁股，连喊痛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呀！” 后来他这样说。

李希凡胜利的重要标志，是自己为《红楼梦》作的序代替何其芳的序言。第一次读《红楼梦》在文革后期，吾少也贱，不识绮罗，昧于花柳，惟温香软玉更属麻木。故对《红楼梦》不爱见。不过，可能是当时意识形态的春风化雨、深入人心，我对李希凡序则津津有味，也因为读这样的序而豪情万丈。

四、何其芳涉身红学，乃一九五四年评“红”运动影响的结果。他曾经说，“一九五三年二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研究宋玉，但没有写文章，后来又研究《诗经》。历时数月，还没有把它的面貌和问题弄清楚，《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以后，我的研究计划改为研究清初的小说，写出了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论文。”

何其芳红学著作有《论红楼梦》，该文约七万字，一九五六年发表，一九五八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文革前《红楼梦》多以此文为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其与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行销不衰、风靡一时。何其芳论红具有理论潜势，艺术感觉颇佳，半空中的火把——高明，《论红楼梦》标志着小说批评派红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发展。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描述了作者的认识和思想，他认为，贾宝玉“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这一理论就是著名的“以爱情为中心的‘典型共名’”说，影响非常大。

一九五六年，政治气候稍有松动，何其芳与北大教授吴组湘，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红楼梦》选修课，属北大当时的盛事。他们摆出打擂姿态，观点十分不同，特别对一个问题分歧明显。如，吴组湘认为，薛宝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一个阴谋家，两面派。她的项圈是伪造的，她的目的就是当上宝二奶奶。而何其芳却认为，薛宝钗实际是封建社会典型的淑女形象。她本身是一个纯洁的少女，只是因为信奉封建道德，被毒害才表现如此，不是人格的虚伪，而是封建教条和道德的虚伪。何、吴打擂的热闹，曾让当时无数北大学子为之神往。刘世德后来坠入红海，就受惠于此二人的扳手腕（见刘世德部分）。

何其芳如火，如梦，深情地“歌唱早晨”，“歌唱希望”，“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故连带着歌唱宝钗。但歌唱泛滥，就失去了学者的理智与审慎，“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激动时可以“重新变得年轻”，能够“血液流得很快”，所以论红不区分曹著和高续“两种《红楼梦》”，行文难以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