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信仰的多元化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在兼收并容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都得以发展。儒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己不复存在,加之草原游牧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使得很多千百年来奉若神明的观念和教条受到冲击,包括传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以及在中土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等等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大汉民族失去了以往的独尊地位,与之相关的一些神圣的、至尊的东西因而也没有了以往的尊严,于是许多传统的禁区在元代可以畅通无阻。著述无须为尊者讳,甚至皇帝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成为丑角。大圣大贤如孔子、屈原也可以嘲笑,“淫奔”之事被颂扬。可以说,元代学术思想和信仰的多元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礼崩乐坏”、思想解放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在如此思想文化背景下,元代的文坛自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和纷乱复杂。举例说,以唐明皇和杨贵妃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唐宋两朝,或作历史反思,批评唐玄宗之荒淫误国,或作为李、杨“爱情”故事讲述。人们审视这一问题的视角,不过数种。到了元代,审视的视角,评判的眼光,当有十数种之多。有人为杨玉环鸣冤:“未应三寸脚,踏倒长安千丈壁”(刘将孙《寓言》),“偃月堂成已乱基,徒令千古罪环儿”(耶律铸《题明皇思曲江图》)。这样的历史的反思也是以往所没有的。俗人眼里无神圣,俗文学里的李、杨的角色,是唐宋文人所梦想不到的:“开元天子好奢华,太真妃选作浑家。东风吹动祸根芽,娘牵挂,没乱煞胖娃娃。”(马致远[正宫·小梁州]《太真》）,胖娃娃指安禄山)这还是文人写的俗文学作品。在市民阶层欣赏的俗文学作品中,就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天宝遗事诸宫调》竟用大量笔墨,写唐明皇、杨贵妃、安禄山三人的淫乱。
在文学思想领域,一部分人坚守儒家诗教、先哲垂训,学者郑玉就强调“道外无文”(《馀力稿序》),但另一部分人却置之不顾,离经弃道而为文。元末,卫道坚定者中如宋濂,他愤激于圣人诗教的被抛弃和践踏,感到元末的文坛简直是一片混乱,所以起而抨击之。在《徐教授文集序》中,他说:
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捭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廋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秾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蹋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遍举也。(《宋学士全集》卷七)
可在后人眼里,宋濂本身就没有说这些话的资格。他文章中乱力鬼神、荒诞不经的东西比比皆是,有人认为他不仅作为一个儒者不合格,作为一个文章家也不合格，“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为浮屠氏作。自以为淹贯释典,然而学术为不纯矣。不特非孔孟之门墙,抑亦倒韩欧之门户。八大家一脉,宋景濂决其防矣。”(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五)但在元代,文章家大多如此,并不为怪,也没有遭到如此批评。
由此,我们可以对元代文坛的丰富和复杂,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