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七十为古稀之年，如果让我给吾师蒙培元先生的七十岁一个定位或祝福的话，更愿借用孔子自况之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非敢谓我师已造圣人之境，但取圣人言语中居于老境的一份爽朗、通透。冯友兰先生晚年所屡屡自道的“海阔天空我自飞”，庶几近之。

两三年才带一个博士生

　　师道之尊严体现于何处？就我从蒙先生那里所见到的而言，却体现在一份宽容之中。

　　蒙先生的宽容，远在我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就有所领会了。面试的地点在社科院哲学所，面试的内容有一些闲聊的成分，也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具体内容多已不能记起，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论语》中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耳闻也”，究竟作何理解。这句话从字面上讲并无任何费解之处，至于其中有待诠释的内容，我当时并无思考，也没有思考此问题的能力，既为考试，不免要硬着头皮说下去，回答可想而知，难得要领。蒙先生闻言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日后读书多了，思考多了，慢慢地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所体会。当时听了不免心下忐忑，日后却知道老师当时不过是以实言相告，并无责备之意。

　　蒙先生之宽容还体现在授课上，从硕士到博士，读书六年，蒙先生只给我们讲过一门课——严格地讲，或许是半门课更为确切。究其原因，并非如今日高校之博士成群，导师根本无暇顾及。蒙先生直至退休，仅带过两个硕士生，四个博士生，硕士生带过一届，博士生每两三年带一个。在蒙先生看来，读书是一个悠游涵泳的过程，故不急于灌输什么。博士培养计划的重头是一大串书目，由学生自行安排读书进度。其间虽然也开设一些专业课，但课程的主旨还是读书。书读了多少，读到什么程度，也由学生自行掌握。当然，老师并非一无所知，这就涉及到我们进行专业学习的最主要方式——聊天，或探讨问题。

　　于是，定期、不定期地和蒙先生聊天、探讨问题就成为我读研期间直至今日进行专业学习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一种习惯与乐趣。读一本书，触动了思想的某处灵感，对某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对有些问题不得其解，乃至于什么也读不下去，思想一片懵懂，都会在和老师的聊天中找到某种启迪、激发。如果在谈话过程中你不能作一个思想跃动的听者，那么，蒙先生或许不是一个足够好的言说者。不过，蒙先生却首先是一个足够好的倾听者，不管我们思考的问题多么零乱、不成熟，表述出来的语言如何难以达意，蒙先生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你所言说、所思考的问题的要害。或藉追问使你的问题清晰化，或引导你在已有的思路上将问题进一步深化，或者让你给出所思考问题的更多可能性，所谓循循善诱，正是一种本真意义上的思想游戏。蒙先生有时也会说出自己或他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当然，这并非一个标准答案式的解答，更像是禅师所施设的种种方便，有待于你进一步考量，体悟。

　　蒙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专业课的结课论文，平时写的什么文字，蒙先生总是要看的，文中的别字乃至误用的标点，总是代为更正。文章的好与坏，我们是不会从蒙先生那里得出直接结论的，蒙先生所关心的还是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通过评语加以点评，而是在面谈中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时日久了，蒙先生评判文章好坏的标准还是能够有所体会——提出的问题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深入地思考，有没有足以触发人的一点思想的灵光，标准即集中在“思想”上。

　　读研究生期间按规定是要发表文章的，涉学术乃至学术界未深的学生往往只能通过老师的推荐发表文章。蒙先生会从我们平日所作的论文中选择推荐，选择的标准有时会让我们略感吃惊——不在于论文之成熟与否，而在于有没有一点自己真正的思想体会。故而有些很不成形的文章会入选，而那些四平八稳貌似“学术论文”的却往往无缘。我们知道,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是不可以作的。

　　蒙先生的教育心得是有所授受的，他经常和我们提及冯友兰先生的一个比喻，教学生就像教游泳，置于水中任其扑腾，如不会溺死，也就自然学会游泳了。听起来有几分残酷，但实情也确实如此。不过，宽容也好，放任也好，蒙先生对学生总是有很强的责任心的。

　　读硕士还是打基础的时候，社科院的研究生课程由导师自行设计，授课老师也由导师通过私人关系自行邀请，研究所会提供一点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讲课费。蒙先生当时学生只有两人，请老师授课不易，但每一门课程都会尽力邀请到此方面的研究专家。其中一门现代西方哲学史课程是邀请王炳南先生会同哲学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的老师们一同讲授的，学生只有两个，老师却有六七人。其他的课程则多在授课老师家中进行，不但要负责讲课，还要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授课内容消化在头脑中，且谷方、王葆玄与高正诸位老师家中饭菜的口味尚能忆起。道家哲学和宋明理学则是在北大旁听陈鼓应与陈来老师的研究生课程，宋明理学是专业课———研究生时的研究方向即是宋明理学，本应由蒙先生主讲，既在北大听过陈来老师的课程，在蒙先生那里就以聊天代替讲授了，这也是我前面所说半门课程的来历。

在哲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

　　蒙先生是一个哲人，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哲人作为思想与文化的守护者，总要保守着什么。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种种关切总会和抽象之思想纠结于一处，形成种种焦虑。曾有人问蒙先生，你讲传统是不是只讲好的东西，蒙先生笑而不答。也有人问蒙先生，您讲的儒家的东西很好，但是不是要有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蒙先生答云，如果你觉得好，接受就可以了嘛，有什么现代转化问题么？也许在一个哲人眼中，保守与现代之间本身就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故而对待中国的传统，蒙先生在慎思之中能保有一份轻松，对于现代西方，也始终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思想上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蒙先生是西北人，喜好秦腔，于是听秦腔就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娱乐，平日里也收集到不少秦腔名角的音像制品，然最苦恼的还是名角、经典于今日难得一见。某地方电视台有一秦腔专栏，蒙先生曾经是每周必看的，但后来对于节目之不断“创新”乃至屡屡夹杂的一些所谓“现代”元素不堪忍受，曾去信质疑。栏目编辑尚属负责，特回复一信，加以教育，谓艺术乃为大众、为现代社会服务云尔，令人哭笑不得。每谈及此，蒙先生不禁羡慕于京剧，以其各大师、流派乃至经典，今日传人犹在，传衍不绝。今人动辄创新，率尔转化，岂知不曾浸淫于经典，回到“原点”，创新转化，谈何容易。近来郭德纲的相声颇为风靡，回复相声传统，从老段子说起，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至于进一步的创新、转化，则视其人的才气与造化了。

　　蒙先生喜欢体育运动，年轻时打羽毛球。读博士期间，我曾有幸一睹花甲之年的老师与年轻人于场上搏杀的情景。上年纪以后，蒙先生由运动改为观看，所喜欢的体育节目除羽毛球外，有网球，有NBA，堪称时髦。不过，蒙先生所津津乐道的NBA还是乔丹时代的NBA，乔丹以后只是于季后赛时偶尔一看。姚明登陆NBA之后，比赛则看得更少了，非不喜姚明，只是不喜欢打开电视，全是姚明，似乎NBA只是姚明的NBA了。也有一段时间偶尔会谈及CBA，以为CBA学NBA经营上百年的传统还有几分样子，后来就甚少提及了。当然，绝口不提的还是中国足球。

　　足球、篮球起源于西方，风靡于西方，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学，规规矩矩地拿来。思想中的很多东西，也是如此，只是拿来的难度要高。当然，也有的如邯郸学步的隐喻，自家的丢了，别人的又学不来，最后只好爬着走了。蒙先生近年以来所关注的情感与理性问题、生态问题，就是如此。以生态问题而言，蒙先生以为，西方传统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传统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但人类中心主义在现代生活中也有其关注生态问题的途径，虽然不是根本之道，但在今日，西方的生态问题解决得的确比我们好。此间，他们的传统处于不断地自我调适、自我解决过程中。而我们呢，不及学他人步法，先已将自己如何走路忘却了。

　　言及此，想起十几年来蒙先生的几次搬家。起初住在北大的蔚秀园，一家人拥挤于斗室之中，然环境尚佳，园内以及北大，可随意漫步。后住房改善，迁居至望京，因难堪其喧闹，于近年迁至京城北郊。所居与环境俱佳，只是僻处一隅，弟子们亦少聊天、请益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