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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遂夫，幼唤邓遂富，长大后，觉得俗气，灵机一动，改“富”作“夫”，遂作邓遂夫，四川省自贡人。邓遂夫儿时非常不幸。三龄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靠父亲在大安进盐坝搭一个简陋的竹棚，出售竹器和日用杂货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十三岁父亲也撒手而去。无有赡身的勾当，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才勉强念至初中毕业。后入自贡市文艺学校学习声乐舞蹈，十六岁入自贡市歌舞剧团任演员和创作员。 邓遂夫自视非久居人下者，遂于困顿孤苦之时，孜孜以读书作文赌命，渴望阳光穿过云层。凭着顽强毅力自学与钻研，日积月累地攻读中文系大学生和研究生必读的课程，以及中文系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大去接触的课程。诸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同时还广泛地熟读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特别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的杂书。他一刻也不敢停止学习与思考。甚至走路、乘车、上厕所都在阅读和写作。他说，“我觉得我活一辈子，至少应该相当于有的人活两辈子、三辈子才行。否则，便浪费了我好不容易才磨炼出来的智慧和才能。” 邓遂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工作与写作的收入，大都用在购书上。只要觉得有用或必须买的，三百五百甚至一千两千的价格，都毫不手软；一时买不到的，往往不惜代价借回复印。例如，《红楼梦》脂评系列书籍，除了购回《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等影印本外，还设法借来一时无法购买的影印本与未影印本进行复印。前者如《舒元炜序本红楼梦》、《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等，后者如《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邓遂夫是一粒读书种子。1979年即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著有大型歌剧《燕市悲歌》（一名《曹雪芹》，自贡市歌舞团演出），曾出版学术论文集《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校订出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5年三版共六次印刷），《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邓遂夫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著述已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与魏明伦并称“自贡两大才子”。任中国红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新观察》杂志曾以《红学新人邓遂夫》为题，刊出过对他的专访。 于红学，邓遂夫有点红有点黑。他与“厚黑学宗师” 李宗吾是同乡。说来也巧，李宗吾去世于1943年秋天，而邓遂夫正好在那一年春天出生。因为没有学历，不是专家教授，为反击“门派倾轧”、“排斥异己”、“固步自封、惟我独尊”、自命“正统”的“主流红学”，也为对自己进行定位，邓遂夫特作《草根红学杂俎》以树旗帜，宣称自己是“草根红学”。且说，“虽然有很多大学让我去做教授，但我不想去，我喜欢做草根学者。” 周汝昌对邓遂夫好，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多由周汝昌提携之而玉成之——1981年在济南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邓遂夫见人唤一“中等身材花白头发的瘦削长者”曰 “周老”，遂断定其为周汝昌无疑， “寻了个空隙”，“向他问了声好”。于是他们就认识了。开始周汝昌称邓遂夫同志，后则变为“学友”、“贤友”等。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夸美是不遗余力的。他曾说，“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大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的文化大国，只出了一个邓遂夫”。 交往的时间长了，邓遂夫出入周汝昌府如同家人一般，就是周汝昌家的狗，见了他面善，要咬也就不咬了。因为已经是自己人，周家人亦偶与邓遂夫玩笑。周汝昌有一女，曰：周伦苓。虽说天赋平平，然于学问事也粗晓一二。时不时弄些《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之属以自雄，更借所谓的学术讨论会张狂得意。上世纪一次学术会议上，周伦苓和邓遂夫闲话，说你是四川人，怎么不给本小姐送点橘子？本来周伦苓不过玩笑而已，可邓遂夫乃志诚君子，念及自己曾受周汝昌高厚栽培，人家女儿也就这么点念性，如果怠慢了，不好意思的。过了半年多，真托人不远万里把一筐四川柑橘送到周府。周伦苓呢？自然是背媳妇过独木桥——又惊又喜。 邓遂夫有江湖气，长于会友游宫，交朋结义。不仅与有名望者磕头拜把子，也与渺小者打得火热。2002年夏，报上载一则消息——自贡一个叫杨晶晶的女孩，完成大专学业的过程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玫瑰庄园》，为圆女儿的文学梦，杨晶晶的父母托人向出版社联系出版。出版社以书稿较粗糙、须请人协助修改为由，索要昂贵的出版费用。见报的当晚，邓遂夫便赶到杨晶晶家里，问明情况后，将书稿拿回家连夜审读。第二天便向杨晶晶及其父母表态，愿意立即放下手中的写作，赴京为其落实该书的出版事宜。邓遂夫一直支持“川妹子”胡楠的续书，力挺胡楠为“真正的红学梦中人”，读过续书的多数章节后，邓遂夫评价说：“高鹗没她有天赋”，她的续书“语言流畅，半文半白，其中很多对情节的安排超出了前人，让我非常惊讶。”他还表示，胡楠是真正的草根写作，以文学形式对红学研究做出了贡献。红楼是发生在这些年轻人中的故事，就该由这样的年轻人来写。《北京青年报》二00六年十一月十三日C3版曾以一整版的版面报导了雨山雪（胡楠）续红楼梦。报上刊登了雨山雪的一幅单人大照片和一幅与邓遂夫的合影。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邓遂夫也曾经表示肯定。说“他的书我看过，里面有大胆的假设，但小心求证的部分少了些，但这不妨碍他为普及《红楼梦》做的贡献。” 邓遂夫属活跃型的人格类型——不断的寻找美好，不愿重复，喜欢变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但由于出身微贱，更多表现的还是些小聪明，人格很难进化到大人君子的理性层面上去。这在治学上具体表现为喜欢花里胡哨，别出心裁。他说，庚辰本《红楼梦》修订版，其中的一些内容是由自己与一些网友共同完成。“史鑫是一位教师，在教学之余，竟然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庚辰校本从头至尾与庚辰影印本复核了一遍------不论在提出疑问或正确挑漏的数量上，都是其他人所不可企及的。武当山人和吴全鑫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虽然他们来不及核对全书，但在其涉及的有限回目中，可以说是逐字逐句地做了拉网式排查，使得原来错排和误校的字词几乎无一漏网。”在后记中，他还留下电子邮箱地址，恳请读者写信挑此书的破绽与瑕疵。此外他还在一些红楼网站论坛发帖子，希望网友为此书挑错。他说，“红学界太故步自封了，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向他们开炮。” 邓遂夫一九八九年被迫弃文从商奔赴海南，一九九九年年重返文坛。其标志性的成就是整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他说，目前市场上流行《红楼梦》三个权威的版本，一是“程高本”，二是俞平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俞校本”，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冯其庸等专家操作的“人文新校本”。“我就是要向《红楼梦》的三个权威校本叫板。” “校订出版这部庚辰校本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夙愿。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准，连我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所以请读者朋友放心，这是一个值得购买也值得永远珍藏品味的特殊版本《红楼梦》。一切大话都说来没用，还是那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就请大家货比三家吧。” 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发布会上，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努力作出肯定，梁归智也称其对脂批的研究得力。这时邓遂夫情绪特别好，他是曾落拓过的，现在已经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况且，经过多年的见识，他已学了些大人物的气派，所以他是那么年轻、“而且看起来是很有海派的风格”，脸上泛出红油油的光，肚子恰如其分地挺出来一点点。苦尽甘来好不令人意气风发，于是他就背着醋罐子讨饭——穷酸，作了几句“红学三人行”。 丙戌狗年春三月，京中此景真特别 米寿周师坐当中，我与归智左右列 共话红楼在人间，读者记者齐踊跃 周师笑言三家村，记者却称三剑客 书城碰巧叫三联，天意人功谁能测 古语则谓三人行，而今思之尤贴切 风雨雷霆若等闲，驰骋红坛不稍歇 吟罢意犹未尽时，行板如歌闻裂帛 邓遂夫人聪明，无奈的是多属捡来些学问，故于“学问”二字终是北门外开米店——外行。此诗构思没说得，紧扣“三人行”之“三”敷衍铺排、设言托意；但要命的是不雅。现代词、古代词一锅煮，穿背心戴棉帽，不相称。如：“丙戌狗年春三月”之“狗年”（狗岁好些，笔者注，其余读者自己体味），“米寿周师坐当中”之“当中”，“书城碰巧叫三联”之“碰巧”、之“叫”，“周师笑言三家村”之“周师”等。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出版后，红学界专业人士评价并不高，“有人讥他手脚不干净，有人挑他的 ‘常识性’错误”。于此，梅节特作《草根，不应是草包！》一文，洋洋洒洒，笔锋犀利，以为其遗憾多多。曰“正误莫辨，一知半解”；曰“不懂装懂，强作解人”；曰“龙门家数 故扮高深”；曰“五个修订版，改了几个错”，曰“以邓校本的水准，坦白而言，想在红学专业队伍中出人头地，并不容易”------- 邓遂夫自命不凡，别人也顺水推船，制造了无数的高帽子给他戴（见附录）。这里有有影的，有没影的，可不管有影、没影，邓遂夫都快乐，都觉得舒服。 邓遂夫炙手可热，已经有太阳般的光辉。有网友说，“今天去了雪儿（胡楠。笔者注）的新书签售会——很开心能见到雪儿呢！还有邓遂夫先生，跟我握手了呢——好开心！” 邓遂夫有一自我鉴定——“好打抱不平，一生经历坎坷，不时招飞来横祸及牢狱之灾，却仍以清白无瑕之身独立于世”。其实，就他的人生经历看，还应该加这样的一段话——向上的精神如同光芒，把人世的哀苦映照得明亮起来。 附录：专家学者点评邓遂夫（茅盾略，见茅盾部分） 冯其庸： 您寄来的稿件已看过了，我们初步拟于第二期刊登，日内即将发稿。您对戴文的驳辩，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 — 您的文章已看了两遍。第一遍是看的《社会科学战线》寄来的稿子，因我们与他们有联系，请他们寄来了；第二遍是看的您寄我的稿子。我的印象，您的联系和分析思路很宽，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一个很难得到证实的问题，因此估计如果文章发出后，还有相当的不同意见。但我基本上倾向于您的，我认为这方面应该进行探索。 — 您对刊物的校正，十分感谢。我看了刊物，感到确难拿出去。原因是付印前未给我们校，出版社校对员水平太差，又在天津，真是无可奈何。今天我刚校完您的文章校样，但原稿未拿来，总是费力不讨好。付印前我们准备再去校一次，以免差错。 您的批评是十分必要的。我甚至想把您的批评印发给大家，特别是出版社看看。 您的稿子，我擅自给您删去了括号中注明的《曹雪芹续弦妻考》这篇文章的题目，因为我考虑在当前尚未成熟以前，不预先告诉人较好。还有删去了文章的末一句，因觉得那句话有些教训人的口气。写文章可以尖锐，但要不使人感到是教训自己才好。除此以外，都没有动。 您还能考研究生否？如能明年考我室的研究生，那是十分理想的。 — 周汝昌： 甲戌本《石头记》是国宝。但自胡适先生觅获入藏并撰文考论之后，八十年来竟无一人为之下切实功夫作出专题研究勒为一书，------今遂夫出此校本，以填补八十年间之巨大空白，其功如何，无待烦词矣。 ------ 遂夫的导论，开篇两节纵论脂本的意义所在，最为精警，真是大手笔！……当然，他写此论，只是表述己见（深切的感受与震动），并无与人争胜或立异的任何用意。高就高在这里，可佩也在这里。他说了别人不肯说、不便说、不敢说的真话。可钦又在于此。 我希望今年真是个转折之年。九十年代，红学低谷，剥极必复，大道难违，古历龙年，西元二千，忽有遂夫此论“横空出世”，谓为非一大奇，可乎？ 确实的，从西方时间观念的“世纪论”而言之，该有红学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点熹微的曙色——示现于天际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序》 作家出版社2000－2004年各版 刘世德： 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的大作已拜读。我们甚为佩服，议论透辟，说服力强。不知你愿为本刊（按指《红楼梦研究集刊》）撰稿否？……如蒙惠赐大作，请在四月底以前寄下为盼。 — 邓遂夫先生校订的这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在当前来出版，确实很有意义。------一个是普及的意义，一个是提高的意义。普及，就是把过去普通读者无法看到的，或者是没有条件去读的那些早期抄本，通过细致的校订，让普通读者能够阅读。这对广大读者深入了解《红楼梦》这部书的原貌，是有帮助的。所谓提高，邓遂夫先生在校点中下了很多功夫，里面有许多新的发现和见解，这对于红学研究以及甲戌本的研究，都将会有推动作用。 — 胡文彬： 自从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发表专访文章《红学新人邓遂夫》以来，全国的新闻媒体曾经广泛地报道过遂夫。他在国内各种刊物上也不断地发表一些颇有学术新见的论文，引起红学界很大的关注。 遂夫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他这些新的见解不管其他专家赞成不赞成，但看得出来，都是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以后才提出来的。 — 张庆善： 邓遂夫先生在红学界是出名的“拼命三郞”，他治学非常认真。……这几年来，他经历过一些磨难。后来我们希望他回归。回归以后果然出手不凡，拿出这个成果，确实了不起，值得敬佩。 — 刘梦溪：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红楼梦〉主线管窥》一文。前四部分极为精采，观点和材料融会无间，甚具说服力，且逻辑严密，文字流贯，不失为一篇文情并茂的好文章。你的论辩，使我这个读者两次发笑——会心的笑。但我觉得此文也有几点可斟酌处，请你考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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