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字健之，属穿草鞋、短打的红学家——全日制学历仅只初中，后来也没弄个成教文凭，坚苦力学，无师而成。一九四一年八月生，江西玉山人，一九五六年五月参加工作，曾为中学教师，一九八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助理研究员。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一九九五年九月调福建师大中文系工作，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有著作《红楼新辩》、《红楼辩伪论》、《曹雪芹》、《百年红学风云录》、《明清小说新考》、《古代小说版本漫话》、《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主编）、《水浒新议》（与萧相恺合作）等多部。

欧阳健素性刚方，不随时好，甚至皇帝剃光头——不要王法（发）。“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可以为他绝好评语。文革前就顶风放屁，不怕自己搞臭自己，写日记没遮拦，终于撞出祸来（见附录）。改革开放后，飞雪化春水，春色换人间，但他还犯贱、不安分，本来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也得意，可他骑着驴骡思俊马，官居宰相望王侯，为了作所谓的博导和享受六十五岁退休待遇，来到福建师大，博导没做成，且因此耽误了妻子的病情，没奈何一怒之下又背起行囊北上山西大学。欧阳健曾经宣言，自己要“在人家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在人家以为问题很多的地方看出并无问题”。

欧阳健秉斯文气象——骨骼清癯、形容瘦弱。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千年的铜钟——经得起打击。落难时少戚戚之态，不忧不惧，更不作兴讨饶，潦倒而不减壮怀。文革期间，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他被关押在江苏淮阴王营看守所，谁知他浑身是胆雄赳赳，千难万险自应酬，兴奋处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在他的博客上，我曾见过他那时的几首诗，读之使人气壮：

磊落敢问非自欺，暂居囹圄复何悲？

红心永向毛主席，凭借东风着意飞。

—七绝·述志

两载峥嵘月，骋辞复难收。

虎丘吴王剑，山塘楚客舟。

身暂自由失，胸犹浩气留。

主席频入梦，哀戚旦时休。

—五律·感遇

绿杨高墙外，金葵铁窗现。纵与旷原隔绝久，仍随红日旋。 岂曰露锋芒，率性出本愿。迅雷疾风滂沱雨，难教忠心变。

—卜算子·葵

昔誓不同牛鬼伴，悲今镇日厮混间。

头颅卑贱终方识，何事铮铮惜頳颜。

—七绝·诗谶

木栅、铅网、铁窗，何期辞岁监房？彻寒盈春意，耀眼万道金光。金光金光，我自胸有朝阳。

—如梦令·元旦

初涉长江，久饮淮水，历十二春。记东畴南亩，挥舞锹影；柴扉茅舍，沸扬书声。山芋干粥，稖头面饼，强我骨筋壮我心。尤难忘，与贫下中农，结了深情。    文化革命风云，以主席思想触灵魂。看大字报上，墨痕淋漓；辩论台前，语锋纵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舍只身利与名。重抖擞，随天才统帅，迈步远征。

—沁园春·淮阴十二春

九大几时开？时时翘首待。喜鼓欣锣彻夜鸣，我亦狂不寐。

谱出新诗章，划出新时代。领袖号令待听取，昂首向前迈。

—卜算子·九大开幕

将军气度诗人色，直言何惧遭不测。“河沿柳鹅黄”，沁人心脾香。  堪笑“感兴趣”，肝胆真金铸。正大复光明，景行热泪倾。

—菩萨蛮·惊闻陈毅即世

“乍起风云，屈指数，二百馀日。高墙外，杏红柳嫩，人间限隔。夜伴绿眉磬折眠，晓捧紫盆箕踞啜。孰料今髠首幽王营，心如棘。  忖行止，皆磊落；衷心向，毛主席。纵厕身圊溷，难损芳洁。居事犹怀孺子心，临征岂用懦夫色。正扬鞭策马愁鹰涧，缰绳勒。”

—《满江红·述怀》

欧阳健心灵手巧，富有生活情趣——欧阳健的母亲是裁缝，耳濡目染之下，他也熟悉这种手艺。加上他有什么都要试一试的情，有时就操持刀尺，做些女红得意。有他的“栗色小帽歌”为证：

栗色布小帽，乃我亲手裁。

边馀角碎料，缝缀费安排。

可头又称意，笑他秋风吹。

如何挥刀尺，直令闺阁为？

——《“梅庄吟”之一》1973年8月23日

欧阳健与妻子唐继珍情深。他在王营看守所时，每年赋一《中秋诗》以系念亲人，其中以寄妻子的为多。唐继珍晚年患癫痫，由于欧阳健不在身边（欧阳在福建师范大学，唐在南京），由家政公司克林特公司护理。据欧阳健起诉克林特公司说，该公司在护理患者唐继珍过程中，存在未按时给唐继珍服用药物的过错，致使唐继珍的癫痫大发作以至病故。唐继珍故去后，欧阳健曾作《发往冥国的信》，凄切哀婉之情有如韩愈之《祭十二郎文》，亦如李密之《陈情表》。

欧阳健以研究《水浒》起家，一九七九年三月，发表第一个论文——《柴进·晁盖·宋江》，其成名作是《〈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与萧相恺合作）。“为市井细民写心”是鲁迅对《三侠五义》主题的描述，欧阳健把鲁迅的意见移植过来，宣称这也可以概括《水浒》的主题。他的证据很多，如：《水浒》真正的农民少，而吃商品粮的市民却多；《水浒》酒楼、勾栏林立，表现了商业气息很浓的生活；梁山好汉多数的思想感情属于市民阶级-------此说影响极大，曾经风闻一时。

大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欧阳健兴趣有所转移，爱上了《红楼梦》这一口。欧阳健是个顶天立地的人，凡事总有自己的主意，绝不随了大众，与世浮沉。所以他的研究红学也惊险而不同凡响，或曰“一肚子不合时宜”。一九九一年第五期，《复旦大学学报》发表欧阳健的署名文章——《〈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铨福之伪托》，对历来为学界所认同的脂本早于程本说提出质疑，鼓吹脂本乃是出于后人伪托，脂砚斋实为刘铨福托名。为扩大“脂批伪托说”的影响，一九九二年，欧阳健狠命用心，又做了八个文章。

这些文章是：《脂本辩正》，《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脂斋辨考》，《求是学刊》199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2年第1期全文复印；《〈春柳堂诗稿〉曹雪芹史料辨疑》，《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脂批伪证辨》，《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2年第3期全文复印；《脂批年代辨析》，《求索》1992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2年第4期全文复印；《脂本“本事”辨析》，《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红楼梦〉“探佚”辨误》，《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程甲本为〈红楼梦〉真本考》，《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3年第2期全文复印。

与欧阳健提出“脂批伪托说”差不多同时，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署名宛情的脂本研究专著：《脂砚斋言行质疑》，同样认为脂砚斋作伪。大体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林辰、曲沐、吴国柱、克非、王珏等人。

欧阳健等的观点针对的是近百年来的整个红学研究，试图动摇整个新红学的研究基础，关系到新红学在整体上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所以其受到了强烈的批评。

一九九三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慎刚发表《1992年的红学界》，标志着对他们讨伐正式展开。同年第三辑《红楼梦学刊》又发表五篇批评文章。对这些人进行全面反驳。这些文章是：《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评欧阳健同志的若干观点》（刘世德）；《〈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蔡义江文，至第4辑续完）；《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宋谋玚）；《甲戌本·刘铨福·孙桐生——兼与欧阳健先生商榷》（杨光汉）；《同君共斟酌——与欧阳健“新说”商讨》（唐顺贤）。一九九四年，莱阳举办第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冯其庸又进行动员，指责他们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是蒙骗读者的不良学风，希望与会学者“要为真理而争，要为扫除谬论而争”。

欧阳健是个向前看的人，一旦认准了自然就干，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脸色， “风波之言不足虑”。现在他仍然挺胸昂头，目光炯炯，“直道而行”。

附录：

欧阳健“十年日记 四载冤狱”（原载《群众》1979年第3期）

编辑同志：

       我要用自己十一年来的遭遇，向你们控诉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和法制的罪行。我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刚刚上学，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插遍了祖国大地。在党的培养下，我一九五六年就参加了工作，在南京农学院任教学辅助人员。一九五八年，我主动要求下放到淮阴农村劳动锻炼，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大跃进中，我在自己落户的农村参加了创办农业中学的工作，担任了淮阴县文科、丁集、闸口农业中学的教导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大兴中学任教师，去年调至金湖县塔集中学工作。

       我从小爱好文学。从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起，我坚持写了近十年的日记，一天也没有中断。我把自己十年来的欢乐和忧愁，进取和挫折，理想和现实，统统写进日记之中。我写日记，是为了检查总结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提高自己的观察、分析和表达能力。实践表明，我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坚持写了日记才促使我更加热爱生活，更加深入的观察和思索生活。我把托尔斯泰的格言奉为日记的准则：决不对自己撒谎；甚至决不“否定地撒谎”-------。因此，日记始终是采取坦然、率直的表达方式的。大约三百五十万字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我从十六岁的少年成长为二十五岁的青年走过的道路。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部日记，竟给我惹下了一场大祸！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刮起了“横扫一切”的妖风，我这个普通的教师也被当成“黑帮”残酷斗争。在无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的日记以及文稿、家信、书籍被一抄而光。继而，又被以断章取义、颠倒黑白等手法，把我的日记打成反动日记，甚至给我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在我这十年的日记中，究竟被找出了一些什么“罪状”呢？他们给我定的罪状主要是这三条：

       第一条，所谓“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是：

       1、我一九六二年寒假的日记中，有两段对《毛泽东的故事》的评论。一段是：“看了毛泽东的故事，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的成熟性，似乎有点夸张了。”一段是：“看了毛泽东的故事，心中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毛泽东也生长在今天，那恐怕他也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绩。时势造英雄，这还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的故事》是解放初期一家私营出版社编印的儿童读物。我认为，这本书脱离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单纯强调毛主席少年时代的天才，这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并不由于他是先知先觉的天才，而是由于他接受了马列主义，参加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需要并且造就了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为他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绩提供了现实的广阔舞台。总之，什么样的时势，就产生什么样的英雄。然而，这种认识却被说成是犯了“攻击毛主席’的弥天大罪。

       2、我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谈到能与领袖握手是一种荣幸，我就说，既然为受到太阳的光辉而高兴，那又为什么自己不成为太阳呢？大家谈到党的伟大，我认为党是伟大的，但却不是神秘的、神圣的，党的某一个负责人说的每句话也不见得就无一点错。没有抽象的党，只有具体的党，而具体的东西是不免有缺陷的。”我这段话，也被指责为攻击毛主席。其实，把毛主席比为“红太阳”，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广泛流行的提法。我的原意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不能以单纯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光明为满足，还应该给别人以温暖和光明，这是更主动积极的态度。比拟似不尽恰当，但无别的不好含义。对党的看法那一段，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观点的，丝毫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

       第二条，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据是：

1、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的日记中，我对一些人不顾国家困难，追求名利地位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国蹇谁惟只身顾？堪叹名位蜂议多！

欲立未立赤寒士，将置此论于伊何？

郭沫若的《洪波曲》中曾述及武汉时期与重庆时期，前者青年俱以薪水菲薄为荣，后者则反之。当今之时，我也颇有所感慨。一九五八年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写稿子也不要稿费了，虽然过急，毕竟顺畅。目下人人喜道待遇级别，津津有味，差之一级，则恍若天渊之别。哀哉！”

       他们从这一整段日记中，挖心剖腹，单单抽出“堪叹名位蜂议多”一句诗，而且硬要我承认诗中的“议“字是“虫”旁，变为“堪叹名位蜂蚁多”，歪曲为攻击党的各级领导都是窃踞了“名位”的蜜蜂蚂蚁之辈！

2、我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写道：“在早上，又看了离骚的第二段。‘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想我处在数千年后的今天，却连屈原的这一点品质也做不到，何其哀矣。古时候的先进人物，敢于砭时政，敢于说话发议论，但今天似乎不如此了（当然理由也很多）。听铁匠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除了地富反坏右，老百姓都意见连天。’这有点道理。因而，我应该正视现实，这条道路是不危险的。当然，从主观上我是乐意得出一切都美好的结论的。”这段日记，被扣上“学习古人，向党发难”的帽子。其实，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以坚持真理而不苟且取容的美好品德，至今还获得人们的崇敬。屈原诗中“謇謇”二字，是“忠诚直言”的意思。我想到自己有时会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而顾虑重重，这样同屈原比较，是为了严格要求自己。下文讲古人之“砭时政，发议论”，肯定他们对现实中时弊进行批评揭露，只要这种“议论”是站在坚持真理、忠诚人民的立场上，那么，这种肯定也并不过分。铁匠讲的话的意思是：一些干部问题很多，地富反坏是不敢讲话，群众则是意见连天，当然话讲的并不完全妥当。我自己是个国家干部，不应该在人民的困难面前闭上眼睛。所以我说：“我应该正视现实，这条道路是不危险的。”我的意思是，屈原担心他的忠诚直言会给自己带来祸患，这是他那个时代使然的。而我深信在新社会，党和毛主席是会给坚持真理的人撑腰的，不论有多少曲折风浪，真理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但这样重要的一句话，在给我“定罪”的材料中却被删去了。

3、    一九六二年九月五日写道：“我生活着，心中并没有什么奢望。口袋中没有一文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多天。二十世纪今天的中国，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依然如此之差。记得鲁迅在厦门大学时也发过不少牢骚，其实我们这儿，一切比他还要差得多。早饭是玉米面与水兑成的稀饭，小菜也没有了。午饭是玉米饼冬瓜汤，晚饭依早饭例。住的一间象样的房间也没有。上次的水到现在还没有干净（指十三号台风来时下雨积的水还没有退―编者），而十四号台风又将来了。天虽然冷了下来，蚊子却更加猖獗，我却不愿意发牢骚，相安无事地尽自己的努力活得好一些吧。”这段日记写遭台风袭击后的闸口农中的生活，是真实的。写此日记的前三天，我被倒塌的墙壁压住，险些儿压死。心境不好，但我对农中的工作还是热爱的，所以日记中写道：“我却不愿意发牢骚”（这句话在定罪材料中也是被删掉的），表示承认困难，但不怕困难。九月七日，我又写道：“当我想到闸口农中这个现实的时候，我是泄气的；一旦我想到了理想，又充满了激情。”我对特定情况下农中生活的评论，竟被歪曲为攻击社会主义不如旧社会，宣扬所谓“今不如昔”。

       第三条，所谓“坚持反动立场”。

       我家庭出身不好，一度有沉重的思想包袱，尤其当入团、入党、升学等问题遭受挫折时，心绪就比较低沉，所以在日记中会抱怨自己“命运”不好，对父亲的问题认识不足，但自问并非“坚持反动立场”。从我的主观思想上检查，我还是注意到阶级立场问题，尤其是在社教运动中，我通过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下定了从政治上与家庭划清界限，走革命道路的决心，这在以后的日记中都是有详尽记载的。

       另外，一九六一年春天，公社某负责人片面听信个别人反映，怀疑我贪污，命我停职检查，接受大会批斗。当时，我蒙受如此奇耻大辱，思想上十分苦恼，想尽快脱离这个环境。七月十日写道：“我目下的心情，很象武则天做尼姑的心情一样：‘突破樊笼飞彩风，击碎玉柱走蛟龙’，可能吗？”七月十二日写道：“大丈夫能屈能伸，不信没有出头之日。”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经地市委工作组复查，结论是一分钱不错，公开平反，使我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然而这两段话，都被说成是“妄图复辟变天”！

       上面所列的几条，就是从我十年三百五十万字日记中抽出来的罪状。当我一再要求全面的、历史的看待我的日记时，得到的回答是；“你日记中讲了一些革命的话，那是伪装，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讲了九十九句好话，讲了一句坏话也不行。”就凭着这几条罪状，我受到了长期的迫害：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突然被拘留。既没有向我宣布罪状，又未召开群众大会，而是夜深从床上抓走。九月三十日，我在城南体育场二十万人大会上受到批斗。十月，又陪十四名已经判刑的罪犯到全县四个公社巡回批斗、宣判。我是宣布拘留，但吃的苦头最足。又照了相，同上述十四名罪犯登在一张大布告上，到处散发张贴，造成极大影响。然而，对我的案件的审理，却一直拖到一九七○年四月才开始，告一段落后，又一直关到一九七二年八月，才宣布戴现行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我被无辜拘留四年，身体受尽折磨，几乎病死狱中，而前后审讯时间，总共不足两个月。到农村以后，就顿时变成头号阶级敌人，“抓阶级斗争”，大批判开路，几乎场场必到，罚跪挂牌，拳打脚踢，更是不可胜数；生活费分文不给，患病不予治疗，口粮改为农村标准，每年仅二百斤原粮，还借故扣发了我二十个月的粮食。

       对我的迫害，还株连到许多人。我爱人是共产党员，她的党组织生活由于我的问题，长期没有恢复，还受尽冷嘲热讽，排斥打击。高埝中学党员教导主任因为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我的工作作了肯定，也被扣上“与反革命同流合污”的帽子，多次批斗，并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此种事例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一九七四年起，我把自己的问题向淮阴地委提出了申诉，得到地委领导同志的关怀。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得到彻底解决。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给备受林彪、“四人帮”摧残、迫害的干群带来了希望。我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我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都是极容易调查的，作为给我定案依据的全部日记还在。我怀着无限信赖的心情，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向省委、省委宣传部和《工农兵评论》写信申诉。在党中央政策的威力下，在省、地委的支持下，几经曲折，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坚信一定能在最近得到彻底平反，我强烈地希望，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再重演象我这样的日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