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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湖北荆门人，一九五二年生。家庭寒薄，无力读书，学历仅只高小。后流落湖北国营农场作拖拉机手。“文革”中无书可读，从徒弟手中借得繁体字《红楼梦》一册，遂一遍遍啃着这生字怪字颇多，言语也别扭的书，还读有关红学研究资料。 王国华是个纯粹的人——“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苞谷棒子生虫子——专（钻）心。除《红楼梦》外，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甚至连家也不成一个（五十左右才结婚），自谓“红楼为妻，书稿为子”。有话便长，无话便短。几处园林皆绿暗，一番风雨又黄昏，那《红楼梦》自然被他滚瓜烂熟记在肚里。话说一九九四年前后，作家李国文作《大观园分房记》，说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只有三间房，而薛宝钗住的蘅芜院则有五间房。读李国文高论后，王国华露出鄙夷的神色，对着众人，拿出一张纸，从大门起笔，把整个大观园一进又一进的院落描绘得清清楚楚。说：潇湘馆和蘅芜院各有三五间正房，但也还有丫头婆子住的偏房。 周汝昌曾作《红楼梦的情节结构》，认为《红楼梦》一百零八回，在结构上以“九”为单位。王国华通过独立研究，认为《红楼梦》以“十八”为单位。也是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他把此情函告周汝昌。看过王国华来信，周汝昌想：“十八”不就是两个“九”吗？于是满脸堆下笑来，连呼：好极！好极！并回信一封，着实鼓励了一回。有周汝昌称许，王国华一发无状，索性扔下工作不干，一心一意研究他的《红楼梦》；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在北京遍访红学名流。周汝昌还好——笑容可掬，礼貌周全，刚揭盖的蒸笼——热气腾腾。别人则不同，有的挺胸叠肚，钢针屁股上的眼，只认衣衫不认人；有的见他那般模样，不觉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可怜王国华却红着眼圈，一筹莫展，好比哀哀长空雁，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见王国华这样，周汝昌既心疼又可惜，唏嘘了几声，遂上书中央推荐这位落魄者。说：“湖北青年王国华近几年对《红楼梦》的结构进行了刻苦研究，发现这部小说内部有一种严密而完整的结构规律法则。他不知道他的研究正暗合于西方的结构主义这门学问。在中国，探索小说学中的结构学，王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我认为王国华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这门专学建立以后，红学上所有的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这不仅是‘红学’的事，它实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重大课题，巨大贡献，所关至为重要……” 大名鼎鼎的周汝昌竟然认为王国华如此了得，中央有关领导自然没有怠慢。阅罢这份材料，当即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文化部同有关方面核实情况，予以处理。当年9月，湖北省决定破格录用王国华为国家干部，安排他到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王国华从此迎来春色换人间。然因个性太强，在那里，他全不晓得敬重上司，既不服使唤、又不安分，况还抱怨些“食无鱼、出无车”，甚至“无以为家”之类，这就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恼怒。一九九五年五月，他擅自出走建造曹雪芹祠庙,那里抓住这个不是遂把其炒了鱿鱼。 《太极红楼梦》是王国华的惊险之作。署名时王国华是第一作者，曹雪芹是第二作者。书前有序言(周汝昌作)、前言、几点说明、《红楼梦》方圆结构图、《太极红楼梦》结构图、《红楼梦》太极结构表等。王国华在前言中写道：“曹雪芹写女娲补天故事是梦, 写伏羲画卦结构也是梦, 一枝笔写了两部著作：故事《红楼梦》与结构《红楼梦》。《红楼梦》梦中有梦, 问世传奇的曹雪芹著作, 实际上只是女娲补天故事的著作, 而伏羲画卦结构的著作, 古往今来却是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结构者, 文章之本也。《红楼梦》的传奇史, 原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历史。”“不幸的是,《红楼梦》问世传奇数百年,《红楼梦》读者至今也只是读了一部‘没有结构’的故事小说。”“《太极红楼梦》, 中国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 在“几点说明”中，他又说，“红学声势如此，而现实的《红楼梦》研究，却是‘空中建阁，沙上立塔’者居多。极而言之，《红楼梦》从来就不曾为红学家们所认识。《红楼梦》的不被认识，主要表现在对《红楼梦》创作关系的不了解。第一，对《红楼梦》创作故事的囫囵吞枣。第二，《红楼梦》人物塑造研究的数典忘祖。曹雪芹的《红楼梦》人物创作，本是字典化的关系，即人物名字的字典意义决定人物的故事和命运的关系。一部《红楼梦》，即是一部《康熙字典》的演绎。而许久以来的《红楼梦》评论，莫不是搬弄教条为能事。第三，《红楼梦》著作结构的望洋兴叹。《红楼梦》著作结构从来就是个老大难问题，红学界除了周汝昌先生有所得之外，其他人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的实属寥寥无几。”“《太极红楼梦》对现实的红学，对历史的红学，是一种反省，是一种检验，或者说是一种批判。批判什么呢？批判那种对《红楼梦》基本关系没有搞清楚就妄下断言的伪红学，批判那种自己无知无识，却说曹雪芹只是一个写半部作品的作家，说《红楼梦》只是一个‘半成品’的伪红学家。” 在另外的地方，他还说，“现在还没有学者完全读懂这本书（指其《太极红楼梦》），不过, 此书是好是坏,读懂与否, 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我只是把自己研究发现的《红楼梦》内的结构写出来就行了”。《太极红楼梦》是一个“难于上青天”的艺术创作,“没有超凡的解悟力, 没有花大功夫, 下大气力的研究, 读者是很难进入曹雪芹结构艺术的世界里的。”“有胆量、有耐心的有志者不妨一试”。 其实，《太极红楼梦》说穿了就是头就是尾,尾就是头。通过对《红楼梦》的重新编排。王国华把全书分为五部分。每部分由并不连贯的章回组成。如，第一部先后顺序是原《红楼梦》 的第五、十四、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五十、五十九、七十、八十八、九十七、一百0六回（八十回后乃王国华“考证”出来的残缺回目，无正文）；第一部新的开头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结尾是“宝玉悬崖撒手”，紧接着第二部的开头则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每回之后有长短不等的“对称提要”，将自己认为属于太极对称的内容指出。有的超过千字, 有的仅二三十字。 《太极红楼梦》出版很不容易。开始，有人建议署“曹雪芹原著；王国华破译”，他不干。 他说：“我不怕别人笑。”他曾跑到专利局去申请专利，怕别人把他的发现偷走。后又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社不打算付他稿费，王国华不情愿，撤回了稿子。再后找到河北一家出版社，对方不同意他的署名，又告吹。再再后，因建造曹雪芹祠庙，他结识了企业家梅子，有此人掏腰包，已经不愁钱了，找到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还是对这个署名有意见，建议署“小说著作者曹雪芹，研究著作者王国华”。王国华更不同意。最后又找到广电出版社，那里正为无从出风头而犯愁，“煌煌巨著”于是印行。 《太极红楼梦》出版后，媒体纷纷予以报道，一时有二十多家报刊摘登或转载，《书刊导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特约撰稿人段献民的文章, 标题就是《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华替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同时，周汝昌也夸赞说，王国华的研究很“新鲜”，为世人前所未“闻”，也为研究者前所未“想”。“如果(王)所作的是一种‘突破’，自然再好不过，即使不是完全的突破，还有缺欠或讹误，也可以引起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视野——那就满够重要的了。”草莽英雄，呼呼生风，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王国华扬眉瞬目，好比一枝红花昂头开放，外貌变化之大如沧海桑田，任是知根知底者也绝不可能想象，他就是十几年前突突拖拉机的那个伙计。此时王国华深信前途光明，来日方长，成功为他创造出第二个青春。 王国华总算闹到头了，他的克星多为学术大姥。 1996年11月，王国华以“《太极红楼梦》作者、北京曹雪芹祠庙管理处主任”等名义，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身为国家高级公务人员，却囿于狭隘的个人主义意识，无视党纪国法，公然以个人行政权力损害他人的公民权，作出违法乱纪行径。”据了解，这封举报信除寄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及各新闻文化单位外，还在全国红学会会员中广为散发，在红学界造成了一定影响。 王国华“举报信”列举的具体事实有三部分：其一，1996年10月，北京北普陀影视城举行中国第一座曹雪芹祠庙落成典礼。当时，身为祠庙负责人的王国华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所有研究及工作人员参加这一活动；然而，作为该所领导的冯其庸却不许下属参加，并称“谁参加就开除谁”。其二，辽宁省辽阳市举行全国红学会议实质上由“冯其庸完全把持了与会人选的决定权”，举凡与其观点相左者，一概未能与会。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冯氏学术会议”。其三，冯其庸对红学界近年涌现的一批新成果、新观点，一概以“伪劣产品”相视，利用手中权力，在红学界发起“打假运动”。 1995 年7 月《太极红楼梦》正式出版后，冯其庸从未在正式场合提到《太极红楼梦》，见王国华举报自己，冯其庸十分震惊。他说，有关曹雪芹祠庙落成典礼一事，事先他一无所知，既未接到请柬，也未有人向他作过介绍。只是有一次，杜春耕同志来电话说红研所的人要去参观曹雪芹庙，问他知道与否。他说不知道。次日上班，他问所里同志是否要去北普陀，他们说没有人去。后来有人说，要去就以个人身份去。他说，“在研究所的人当然都是代表研究所的，除非不在研究所，才是个人身份”。因为大家都在上班，没有人去，也就没有再谈此事。至于辽阳全国红学会之事，“这是中国红学会与辽阳市人民政府、辽阳市红学会合办的，邀请名单是由秘书处与辽阳方面一起商量决定的。举报信中的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据他所知，连王国华本人也参加了会议，还有持丰润说的其他人也参加了会议，可向秘书处查询。针对“红学打假”一事，他表示，红学界对弄虚作假、欺骗读者的学风一直是反对的。比如有人造假诗、有人伪造曹家历史等等，《红楼梦学刊》曾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也写过文章。但是，批评的是南京的欧阳健和北京的杨向奎的观点，也揭露过丰润说的造假。 附录： 报刊对王国华举报信反映报道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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