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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1911─ 1998），字藏用，号晓传，“利器”取《论语》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四川江津人。王利器属胆汁质的气质类型——兴奋而热烈，不随意的反应高，反应的不随意性占优势；情绪兴奋性高，抑制能力差；外倾性明显，易感情用事。 王利器七岁入家塾， 二十岁后考入江津中学、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先在达材中学任教半年，后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再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在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王利器学究天人，确乎不拔，著述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无人可比，全部著作约二千万字，业内有“千万字富翁”的戏称。曾出版《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后改《盐铁论校注增订本》再版）、《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新书》、《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葛洪论》、《文笔要诀校笺》、《历代笑话集》、《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郑康成年谱》、《宋会要辑补》、《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九龠集校订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校录》、《水浒全传》整理本、《耐雪堂集》、《晓传书斋文史论集》、《王利器论学新著》等。 王利器少有才名，曾经以一副对联名动家乡。 王利器出生于四川江津一富裕家庭。父亲王章可性儒雅、喜读书，故而家中藏书甚丰。耳濡目染之下，王利器不仅激发了不懈读书的欲望，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手眼。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在刘秀才那里，他先是死记硬背些典籍，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做文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一九三四年，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然而，十三年的私塾教育已经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入学之初，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心中凄楚，代表新生送挽联一副：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特别是别开生面。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有不及，王利器因此声名鹊起。 王利器侠肝义胆、品行高贵。 一行在平羌江畔登船。船入大江，一路恶滩，层层山壁压来，令人望而生畏。好在大家同心协力，一叶扁舟在急浪间一番颠簸，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已经全无。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将创业银行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以前写墓志铭获赠的润笔之资），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压地银山一般，浩浩荡荡地起程。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太老师，安放毕灵柩，布置好灵堂，此事才算完结。 这段行程历时一个多星期、近五百多公里。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此事，曾作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此词凄切动人，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王利器发奋忘食、见闻广博。 他自己曾说，“我的生活是读书”。其女王贞琼回忆说，“清晨，他常常在老屋外高声朗读；夜晚，又在昏黄的油灯下深情吟诵”。他应邀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第一要事，便是收拾书箱，带上要读的书。他因病住院，让把书送到病房，精神稍好时就拿起书来读；家里人想限制他读书的时间，让他多休息休息。但他积习难改。有一回，其子把他送到其女家过周末，想让他散散心。一到女儿家，他就翻看那里的书。 一次，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所长之邀前去讲学。交谈之间刘殿爵问及“磬龟无腹”一语的出处，王利器宝囊里取物——手到擒来，根据《淮南子·览冥篇》，信口就说出了答案，刘殿爵顿时钦佩不已，以为神人也。 王利器出手大方、喜好藏书。 王利器字“藏用”、号晓传，书斋名为“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初到北平时，为得到一本日本影印的《世说新语》，横下心出手了一根金条。此书后来成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宋本《世说新语》的底本。这一豪举，使得他名声远播，趁机到手很多精选本。陈老莲装裱成册经折本《水浒叶子》，郑振铎不以为宝，但王利器看中了。后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之宋江像，就来自该书。他说服郑振铎以公款收购了《八旗艺文编目》全部书目，为初兴的《红楼梦》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王利器身体瘦削，一天工作十小时，吃粮不够半斤。然豪迈壮阔，激情洋溢，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他八十二岁时自称“年方二八”。每有论文发表，便用所得稿费宴请友好同志。据说，一九五八年反右时，为了凑够名额，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找他谈话，要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问他有什么意见。他一拍胸脯，当时立即表示服从分配，声称，兄弟我一介书生，能为我党做些啥？现在党尴尬、没出豁，说不得，快把那帽子拿来。 王利器读书过目不忘，写作文不加点，“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因为有如此的道行，行为作态免不了跋扈气盛、踔厉风发——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天高两三寸，地厚一鱼鳞，抬头天外觑，天我一般人。解放后红学家中，他是周汝昌的克星，也是让周汝昌望而生畏、甚至闻风丧胆的人物。王利器大周汝昌七岁，开始时，对周汝昌的成就，王利器也予以肯定，曾经说过周汝昌那小子还有些出息，其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虎虎生气。但后来，因为不识高低，周汝昌就让王利器感到不快，于是，王利器就被窝里磨牙——怀恨在心，倚着有些力量，专拿他排揎、消遣。那刺耳乃至残酷的批评，特别是抖开文献、引经据典的英雄气，直让作贼心虚的周汝昌老爷子色若死灰，双目茫然无见。要说周汝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有乾坤大挪移的手段，多彩多姿，惊才绝艳，飘如浮云，矫若惊龙，六十年来，在风波诡谲的红学江湖中得心应手，履险如夷，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谁能料到在王利器那里，他活生生的一条龙竟然蜷曲成小蚯蚓，恶鬼见钟馗——不得不老实。 王利器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类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这里，所谓“曾有篇文章”，指《〈红楼梦新证〉证误》，见《〈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二辑；所谓十大类错误，指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饭、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宗、前五百年。十大类错误外，王利器还指出周汝昌硬伤四十几处。 据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说，周汝昌也属一把鼻涕抹脸上——自找难看。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就曹雪芹生年的问题，他竟然摸老虎屁股，对王利器的“乙未”说进行批评，同时，这重印的《〈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不仅失于打点，而且王利器主动索求，他还满不在乎，甚至还夹七夹八一通扯淡。如，这个版本的《红楼梦新证》，不是在你王利器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吗，你怎么不留一册，倒向我要？------这样，王利器一则臊了，一则恼那周汝昌目中无人，加之其乃天真烂漫之人，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者，于是雷嗔电怒起来，拉下脸来以他为法。 不过王利器怒而有道——专捡有气力的打，很少揍比自己弱小的。他不屑于那种“小萝卜”。 王利器资深得很，与曾次亮、朱南铣、周绍良属考据派红学主将，曾任中国红学会顾问。但他不是专业红学家，鼓捣《红楼梦》是放羊拾柴禾——捎带。有著作《〈红楼梦〉研究论文集》、《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一九五五年，他发现兴廉《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对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另外，他与吴世昌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叔父；依据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康熙皇帝的奏折，又以张宜泉诗题下的小注相佐证，证明曹雪芹乃曹颙的遗腹子，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他与冯其庸、陈毓罴、刘世德主曹雪芹卒在“壬午”（1762），力辨曹雪芹葬于张家湾，墓石是真；一九五七年曾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拓宽了高鹗研究视野。 王利器说，“自从我发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之后，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写了《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主要抓住了十三年这一重要线索，去论证马氏遗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我还在1979年写了一篇《大观园在那里》的论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观园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一幅建筑蓝图，是一个为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生活而创造的典型环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红楼梦》里，提出对这些年来‘大观园热’的我见。我认为把恭王府作为大观园纪念馆，我完全赞成；说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我保留我的意见”。 附录： 王利器读书方法——“单刀直入”、“双管齐下” 王利器读《吕氏春秋》、《盐铁论》、《风俗演义》等重要书籍时，用“单刀直入”法：把一本书从头到尾反复研读，直至弄通吃透了，再去读其他的书。此法目标明确、精力也集中，亦即清曾国藩所讲的“扎硬寨，打死仗”。有时，他重点读一本书，同时结合读一些相近的书，此之谓“双管齐下”法。例如，研读《文心雕龙》时，又兼读《文镜秘府论》；研读《水浒全传》时，又同时读《红楼梦》。所谓“双管齐下”往往有一个中心，并围绕中心兼读。这样既读了重点书籍，又读到了大量辅助书籍，既有了精又有了博，点面一体，相得益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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