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王瑶先生去世20周年，此前，我们已出版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八卷本的《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另外，还有三本纪念或研究文集。今年，为了便于阅读，北大出版社推出“王瑶著作系列”，包括《中古文学史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和《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第三种是新编的，我将选目发给几位王先生的弟子，师兄钱理群建议删去其中的《鲁迅和书》，说这文章专业性不够。他说的对，我删了；可还是隐约觉得有点遗憾。

　　《鲁迅和书》撰于1983年11月，从未在报刊上发表，直接收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作品论集》。此文专谈鲁迅的“爱书成癖”———“像鲁迅这样爱书成癖的习惯，正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接下来大谈爱书与爱国、博与专、比较与鉴别、观察与思考等。文章的焦点有些漂移，大概是怕被误解，将鲁迅说成“书呆子”，因此赶紧补充：“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正显示了鲁迅的战士与学者统一的本色。”在我看来，所谓“爱书成癖”，本身是一种“文人气”，没什么好忌讳的。

　　日本平凡社1994年出版了荒井健编的《中华文人生活》，最后一章是中岛长文撰写的《关于鲁迅的“文人”性》，指出鲁迅是战士，是学者，是思想家，但也有“文人趣味”。比如花木兴味、笔墨情趣、购书籍、藏拓片、编笺谱、赏绣像，还有钞古书、自称“毛边党”等，都不是为了完成某个学术课题，而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故沉湎其中。在这一点上，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鲁迅，有其“书生本色”。

　　我之接近鲁迅，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除了思想与文学，还有物质形态的“书籍”作为媒介。这方面，我主要得益于两本书：一是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此书收录了诸多专家所撰关于鲁迅著作版本流变的文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鲁迅接受史”。另一本则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合编的《鲁迅与书籍装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此书除了印刷精美，可供把玩，书前钱君匋的《序》以及编者辑录的《鲁迅论书籍装帧》，都很有用。

　　再说开去。我在中山大学念硕士时，有三位导师：近代文学方面我受教于陈则光先生，现代文学则以吴宏聪先生为主，至于新文学书籍以及鲁迅著作版本等，这方面的兴趣与能力，主要得益于饶鸿竞先生。饶教授曾任创造社主将、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的秘书，参与注释鲁迅的《而已集》，当过中大图书馆副馆长，编有《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亿兆心香荐巨人——鲁迅纪念诗词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等。依我的观察，他有“把玩书籍”的兴趣，每回见面，总是侃侃而谈，然后不无炫耀地亮出某本好书。80年代后期，我开始出书，他叮嘱，凡是论述的，不必送；若是史料或谈论书籍的，一定要寄来，因为他喜欢。我知道，现代文学界有不少像饶先生这样因“书籍”而与作家（比如鲁迅）结下深情厚谊的。现在不一样了，发表的压力越来越大，学者们只顾写书，而不再爱书、藏书、赏书、玩书了，这很可惜。

　　没错，鲁迅是个伟大的战士，可鲁迅也是个普通读书人；正因此，不仅可敬，而且可爱。有机会在鲁迅博物馆的地库观赏鲁迅当年补钞的古书，确实震撼。那次是跟陈丹青一起看，一开始，我们俩都认为不像手写，仔细辨认，方才认可。关键不在技术，而在心态。现在谈鲁迅，更多关注其“上下求索”与“横眉冷对”，很少深究其孜孜不倦、其乐无穷的读书生活。不就是“读书”吗，太一般了，缺乏戏剧性，不够伟大。记得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瞬间爆发出来的巨大生命力，是以平淡无奇的“日积月累”为根基的。

　　理解鲁迅，除了大量著作与译述，还要看他如何编辑书刊、收集汉唐画像石、辑校古籍、编印《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等。翻看那3函18册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6函49册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鲁迅藏汉画像》一、二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1991年），还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都让我们对鲁迅的学识与趣味有更深入的了解。鲁迅确实了不起，读了这么多书，做了这么多事；但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读书人的本分。

　　不知什么时候起，“读书人”这个本来很好的词，被污名化了，变成与“思想家”或“革命者”截然对立。于是，读书必须讲效果，书斋连着战场，否则没有意义。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的读书生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提及鲁迅在上海的书屋：“1933年，鲁迅在狄思威路租房一间作藏书室。”（第86页）这么写很好，就是一间书屋，没什么“微言大义”。对于读书人来说，书太多，放不下，又舍不得丢，另外租房存放，再正常不过了。文革中，为了神化鲁迅，曾就此大做文章，说这间“秘密读书室”是专门储藏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鲁迅如何在夜色掩护下，摆脱了特务的跟踪，来到这苦读禁书。当然，这些都是虚构的。再说，过于“目标明确”的读书，其实不是理想状态。

　　这两年，我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做题为“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现代文学”的专题演讲。我以为，亲眼目睹、亲手触摸这些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学作品，了解其生产与传播、接受与鉴赏，对于进入历史，从事专业研究，十分重要。这方面图书馆和博物馆有很多工作可做，用时尚的话，“有很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