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八日上午打开电子信箱，看到齐勇兄发来的唁电：“先生走了”，我心中一沉，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二十多天前的一个上半夜里，我突然接到齐勇兄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告诉我：先生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历程，现在医院里已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我想去看先生，齐勇兄体贴关心我，劝我不要急着赶去看先生，说做好工作就是对先生的最好安慰！我真糊涂，竟没有体悟齐勇兄这样劝我，是出于对我的体贴关心，也就真的以忙于教学为理由未赶到医院去看先生。后来我的学生刘伟当我的面说我这样做不妥。听了刘伟的批评，我才不安起来，觉得应该去医院看先生，但我心中总存侥幸，觉得先生一定能多挺一月半月，我还有机会去医院看先生。九月十日，在成都的“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见到了齐勇兄，更加深了我的侥幸心，觉得既然齐勇兄能赴会，说明先生病情稳定，不会走得那么快。不料从成都回到苏州不足三日，先生就走了，走了就不回来了！先生不回来了，从此我的后半生就留下了心灵的隐痛。没有办法能消解它，我唯有祈求恩师九天之灵宽宥我没能在先生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到医院去看先生。

十八日上午得知先生逝世消息之前，我已买好去哈尔滨的机票，准备于十九日去哈尔滨参加全国哲学系系主任会议。得知先生逝世消息之后，我先是让我系的副主任郭世平代我退了机票，他一个人去赴会；然后赶到售票处买到20日去武昌的车票。买票回到家中后，我先为我系拟了唁电，征求郭世平副主任后，发给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然后，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发去了唁电。唁电如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惊悉恩师萧萐父先生因病与世长辞，哀凄难抑。谨向贵院表达真诚的慰问，并请您们转达我对萧门师兄弟的诚挚慰问，请他们节哀保重！我于师门，贡献甚微，不曾为恩师增光；恩师为我却遭莫名非难。每念及此，悲切系之。今恩师乘鹤而去，弟子唯有心香一瓣，告慰恩师九天之灵。愿恩师天堂论道，一如世间，光被万方；愿弟子梦中聆教，一如讲堂，心田清凉。恩师虽永辞弟子，弟子却不敢有忘教诲。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治学。不求为师门立大功，但求不辱没师门。恩师九天有灵，请明鉴弟子愚忠！

恩师萧萐父先生永垂不朽！

 蒋国保

                                         2008年9月18日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我赶到武大，下午看望师友。二十二日上午九时，与许苏民兄一同前往先生的府上，在先生的灵堂前拜灵。先生在遗像里微笑地看着我，我双膝跪下，向先生叩三个头，起身后，双手合十于胸前，默默祷告。二十三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乘武大的车到武昌殡仪馆送别先生。在仪式过程中，我觉得心中很平静，没想到，当我缓缓地走过躺在鲜花丛中的先生遗容前，就要与先生永别时，突然泪水涌上眼眶。我强忍着没有哭出声，一一慰问先生的公子萧远兄等先生亲属后，与齐勇、根友等师门兄弟告别，匆匆赶往天河机场。临行前，根友将先生的《吹沙三集》送给我。在机场等机的两个多小时里，我都在读先生《吹沙三集》中的文章，一直到在登机口处遇见黄卫平兄止。卫平兄也是送别先生后乘飞机回深圳。我当时正沉静在先生的文章中，他浑厚的一声“蒋国保”，不啻天音。

“恩师”这个词，现在用起来，已很自然。但我用这个词称萧先生，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恩，而是有着我特有的感情在。这不仅是因为萧先生曾因我称他为“恩师”而遭莫名非难，更因为我在求学过程中，始终得到先生的关心、爱护与教诲。我在先生八十寿辰时，曾写有《珞珈求学散忆》回忆先生对我的爱护与教诲。此文后收于《萧萐父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中，已为师门兄弟所熟知，所以我就不在此重复先生如何教育我的那些事了。我在此要说的是，毕业后，我虽然只是在每年春节期间给先生寄亲手书写的贺卡，平时不常问候，但先生却始终没有忘了我这个弟子，一有机会就给我以指教。1992年先生寄给我《吹沙集》，2000年在北京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生又亲手送我《吹沙二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又通过身边的学生嘱咐我再版译著《朱子学与阳明学》。先生的关心，弟子无以为报，深深愧疚。我现向先生的九天之灵发誓，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我一定将译著《朱子学与阳明学》修订再版，以告慰先生九天之灵！

先生在送给我的《吹沙集》的扉页上写有：“国保存念：收到寄赠《清代哲学》巨帙，为之展眉而笑，盖庄生所谓‘火传也不知其尽’；定庵所谓‘一事平生无齮齕’者欤！” 十六年前，对先生所提出的这个期望，我不敢担当，现在先生走了，我向先生的九天之灵发誓：虽然我无能力光大师门，但我一定为实现先生的学术遗愿而勤恳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