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清华大学日前将四书列为本科必修课，此举被某些专家学者誉为了解中华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国学知识的创举。

看到如此报道和评论，不由自主大吃一惊：虽说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清华主要作为一所理工科学府享誉国内外，文科底子差了一些，但如此违背常识的逻辑和行为出自清华，还是颇有些让人意外的。

四书是不是中华传统典籍？是不是儒学经典？当然是。可是依靠阅读四书获得“一定的古文献阅读能力”（清华教授彭林语），恐怕是不容易的。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其中《论语》和孟子都是语录体，前者最长一篇《先进》不过315字，后者最长也不过千字文，属于先秦早期古文，文章结构、形式都和大部分“古文献”差异很大；《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个章节，宋代以后独立成篇，篇幅十分短小，作为大学本科学生，想要依靠学习这样的四本书“了解中华经典”、“获得一定古文献阅读能力”，恐怕是不现实的，宋代宰相赵普把半部论语读到滚瓜烂熟，后人仍然认为他文化水平不高。

不少支持此举的学者搬出古代传统，证明尊“四书”的重要性。古代尊四书不假，但那更多因为《四书》在儒学中奠基石的作用，唐代有“二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可见学习四书五经并非如这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难、那样神秘——事实上唐宋所谓“明经”，考的是比四书难得多的五经（五经中仅《礼记》一本就达49篇，而《大学》和《中庸》不过是2/49），五经尚且如此，在本身应具备较高文化程度和领悟力的大学本科、尤其文科大学本科生里普及四书，又何须如此神秘其事、神圣其事？

清华将背诵当作高难度动作、当作创举，不断渲染其难度和推广决心，更是令行家发哂。须知不论诗词歌赋，最容易的便是背诵记默之学，过去的私塾里，小孩子在戒方的恐吓下，小小年纪便把“小三件”、“大四书”背得滚瓜烂熟，真有几个搞懂的，恐怕只有天晓得。清代考武举人、武进士，原本要让考生写“策论”（也就是作文）一篇，但大多数学生都是一介武夫，写不出来，最终不得不改为每人默写“武经七书”一段。中国的语文教学虽然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但一直强调理解能力的培养，却是不错的，缘何到了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反倒要学私塾的戒方式教学？缘何这样落后的教学模式，却被有些人当作先进经验鼓而吹之？到底是清华忽悠四书，还是四书忽悠清华？

清华声称开设这样的必修课是为了增加学生古文能力，可是前已述及，四书仅就古文读、写、理解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要真正提高古文读、写、理解能力，需要全面了解从先秦散文到桐城派的各种文体，尤其唐、宋八家等的作品，需要兼收并蓄地涉猎经、史、子、集，触及散文、骈文、传记、诰敕等诸文体，才能广种薄收，有所助益，四书不但篇幅有限且局限于先秦前汉，而且均属于“子”类，“偏食”之讥，怕是不能免的。更荒唐的是，明明从小学五、六年级直到高中，中国的各种版本语文课本里均有大量古文作品，这些作品不论从历史跨度、或文体分布而言，均较为合理，如果教而得法，学而得宜，“获得一定的古文献阅读能力”完全不难，至少比背“四书”靠谱得多。如果清华有关方面认为，入校的本科生在中学里没好好读那些课文，需要重新造就，那大可以在原本的合理基础上加以完善（传统的《大学语文》虽有不足，至少偏食是不会的），缘何要把一桌饭菜都掀翻，逼着学生啃生肉，还得意洋洋地告诉世人，这是不折不扣的醇古？

更值得思索的是，清华究竟想培养的是懂得国学的现代人才，还是对儒学典籍似懂非懂的儒家弟子？如果是前者，须知国学并非只有儒学，中国传统典籍更是博大精深，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惟尊儒学、在儒学中惟尊四书、在四书中惟尊背诵记默之学，和当年的八股取士，又有多大差别？如果是后者，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向苌弘、老聃等人学习过多种知识，本人精通音乐、武术，能注解史书和整理诗经，从唐宋到明清，无数儒学思想家都提倡“经世致用”，反对死记硬背的腐儒，津津乐道于“国学最新创举”的清华，缘何竟取前儒之唾余？

也许清华忽悠四书，或四书忽悠清华，这个问题并非十分重要，也无需过多计较。但作为全国仰望的高等学府，有一点却是不得不计较的：一切都可忽悠，但学术不可忽悠，传统不可忽悠，学生的前途、社会的影响不可忽悠，不论四书、还是其它学问，都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