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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各种名义解读历史的书籍颇多，有正说、细说、戏说，还有品读、快读、趣读，解读历史蔚然成风。其中，许晖郭灿金著的《趣读史记——不可不知的四十九个〈史记〉人物》、《趣读史记——不可不知的十九类〈史记〉事件》(以下简称为《趣读史记》，两书均由崇文书局出版)公开提出“趣读史记”，在内容提要里写道:“本书作者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结合现实社会生活，以现代观念洞察历史玄机，对《史记》做出了新奇、别致的解读。深刻，犀利，谈古鉴今，痛快淋漓;风趣，幽默，新编妙解，让人捧腹。”读后，觉得这是质量很差的书，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近日有人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说，批评一本很差的书是没有意义的。大家都不去理它，它自然就湮没在书的海洋里了。我估计这两本书影响不会太大，但它涉及到对经典著作的态度，关乎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前学界、出版界不顾一切地追逐利益扩大化的风气等问题。又据报端介绍，《趣读史记—不可不知的四十九个〈史记〉人物》一书将荣列为中国出版近年来的“中国力量”向参加本届BIBF的各海外出版机构展示，看来不予理睬是不行的。 不论你以什么形式(戏说除外)解读历史，史料真实都应该是它的底线。这是常理。而《趣读史记》里有些篇章以故事、传闻代替历史，趣味性增加了，真实性却模糊了，或是没有了。 《阿娇:我不恨皇帝，只恨文学家》，标题很吸引眼球，不知是在讲什么？读后才知道，作者是从“金屋藏娇”的故事说起，一直说到了陈皇后后来被冷遇而发表了奇谈怪论。 “金屋藏娇”的故事，不见于《史记》，而见于《汉武故事》。内容讲的是汉景帝时期，长公主刘嫖把几岁的侄子刘彻(当时是胶东王)抱在膝上，指着身旁上百名女官和宫女对刘彻说:你想娶媳妇吗？刘彻说不要。长公主刘嫖又指着自己的女儿问刘彻:你娶阿娇好不好？刘彻说:好!如果我真的娶了阿娇做媳妇，我会给她造一座金房子住。后来，在刘嫖的精心策划和活动下，刘彻终于取代了哥哥刘荣做了太子;又于公元前140年，刘彻即皇帝位，就是史称的汉武帝。陈阿娇也如愿地做了皇后。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因为陈皇后十来年没有得子，渐渐失宠。当她听说卫子夫进宫不久便得宠，妒意大发，曾经几次寻死。为了报复，她又收买巫女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喜欢的女子。汉武帝大怒，处死巫女，株连三百余人，陈皇后被废，贬入长门宫。后来，卫子夫得子刘据，立为皇后。这些是有历史记载的。据说，阿娇在长门宫过着寂寞难耐、忧愁烦闷的生活，听说司马相如的文章写得好，她送上黄金百斤，请他写一篇解忧之辞。司马相如为她作的《长门赋》，汉武帝读后也很伤感，阿娇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两位作者在点评中，对阿娇悲剧下场的分析，既没有涉及汉武帝，也没有指向封建制度，而是矛头一转，指向文学家司马相如:“谁知这篇赋虽然写得凄楚哀婉，却最终于事无补。阿娇高估了文学的力量，高估了文学家的能力，最终文学和文学家的面子和阿娇一起被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拿了别人的钱，却帮不了别人的忙，文学何用，文学家何用？我想，阿娇最痛恨的人，一定是文学家。”如此立论“新奇”，但实在不靠谱。 更为离奇的是，“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第一个私生子”。这是作者在《汉朝的天空下，私生子闪闪发光》)文章开篇的第一句话。如此断语，令人不解! 作者的证据就是《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我想，只要读者不是弱智之人，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段有关刘邦身世的传说故事而已，绝不会把它当真。可是，两位作者对此竟然做了如下论述:“在这个神奇的故事中，太公的态度很值得玩味。亲眼看见蛟龙的情节显然在暗示刘妈妈偷情并没有能够瞒过太公，起码太公知道刘邦并非自己亲生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旁证。”接着，作者说:“和刘妈妈偷情的那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研究历史必须要靠史实说话。作者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淡然地说了句“和刘妈妈偷情的那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此言差矣!如果能够找到刘妈妈的那个情人，刘邦的私生子的问题才能成立，否则岂不是无中生有。在作者看来，“旁证”(其实只是作者的假想)最重要，而直接证据却无所谓，这是什么逻辑？ 作者在具体阐述“旁证”前，首先对西汉初年私生子的特点做了定论:“刘邦具备那个时代私生子的一切典型特点:懒惰，贪婪，自私，残忍，六亲不认。”作者的概括是否准确，我无力判断。作者在该文中还讲到了汉代好几位名人都是私生子，如卫青也是私生子，但从他的传里以及作者的分析当中，似乎看不到作者总结私生子的那些特点来。我认为，对此也不能反证，即认为凡是具有上述特点的人就是私生子。作者先定下私生子的特点，然后再找出几件根本不相干的事例做“旁证”，也是与刘邦是否是私生子风马牛不相及。作者提出的“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第一个私生子”的说法，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作为历史研究者或叙述者，应该有一个敬畏历史、尊重经典的态度。 时下，出于趣味性和可读性，那些当红的、在电视上讲史“说书”的文人，其内容还是在王朝兴亡、帝王逸事、战争胜负、政治权谋的范畴打转转。女人的事儿自然是不会放过，再时不时地加进一些现代语言，也就成了一种时髦。本书亦如是。如《冒顿:单于的冷幽默，惹恼了吕后》一文，作者的点评是:“冒顿写给吕后的求爱信不光情真意切，还颇富文采;而且‘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不过是游牧民族以物易物的传统而已，说不上是对吕后的侮辱。”按照匈奴的风俗习惯，“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汉与匈奴虽然曾经兄弟相称，冒顿单于这个要求，在他们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他把匈奴的风俗习惯强加于素有不同礼仪的汉朝，则是一种蛮横无理又带有侮辱性的挑衅。由于汉朝实力不济，吕后无奈，只好让人写了一封好言抚慰的回信。冒顿单于大概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派使者表示歉意:“未尝闻中国礼仪，陛下幸而赦之。”(《汉书·匈奴传》)作者对吕后没有嫁给单于，竟然表示出无限惋惜之情:“吕后如果真的能够高瞻远瞩，实现两个伟大民族的团结和和平，那中国史就将完全改观了。可惜啊可惜!”按照作者的评说，吕后的一念之差，中国历史未能完全改观。在《邓通:我就是佞幸的“行业标准”》一文中，作者写道汉文帝在梦中爬山时有人帮忙推了他一把，后来发现邓通在长相和衣着都与他梦中人差不多时，作者竟然说什么“宫中的草坪音箱里轻轻地响起了邓丽君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是他，就是他!我们可以理解汉文帝的激动”。又如，作者说刘邦“连忙下了防弹车”等等。 总之，《趣读史记》史实不真，点评偏颇，趣味不高。如此质量的书，其“中国力量”何在？ 现在，一些文人打着史学通俗化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戏说历史，搞的是娱乐化。正如王彬彬先生所讲：“学术通俗化，目的是在教育大众、启迪大众、唤醒大众，它不是要强化而是要摧毁、改变大众心中某些固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学术通俗化，不是为大众搔痒，而是对大众棒喝。以这种眼光来看今日学术与大众的‘零距离接触’，就很难说这是一种学术通俗化现象，称之为学术娱乐化或许更合适。将学术娱乐化的目的，无非是名与利，迎合和讨好大众，就是他们的基本策略。”(《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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