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

年轻是一种心态，与年龄并不相关。有的人年纪不大，可是已老气横秋；有的人已届耄耋之年，可依然富有青春的生命活力。92岁高龄的任继愈先生就是拥有年轻心态的老人。

    久闻任老的大名，早就仰慕他的学识。在我读大学时，便拜读了任老主编的1963年第一版的《中国哲学史》四卷；在上世纪90年代，我策划编辑《中国学生必读文库》，就通过语文出版社邀请任老撰写此书的总序。一直想亲睹他的风采，聆听他博古通今的见解，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007年3月，在北京三里河任老的寓所，我见到了他。任老，满头银发，慈眉善目，身体硬朗，脸色像年轻人的那般红润。只是额上的道道皱纹，记录了他历经岁月的沧桑——

　　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21岁的他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西南联大从湖北撤往云南，他跟随闻一多、李继桐等教授，和二百多名师生徒步从长沙到昆明，行程1300多公里，登山涉水，风餐露宿，第一次深入接触生活于困顿之中的农民大众。

    大学毕业后，他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22年的教师生涯。其间，主编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至今已再版十余次，全国各大学大多采用这部教材。

    1964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点将，任老受命组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大胆地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是孔子。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1987年，任老调至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一干就是18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把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作为毕生的追求和使命。

    任老虽已高龄，却有着年轻人那样的劲儿。每天四时多起床，闻鸡起舞，开始案头工作，天天要忙碌六七个小时，永远闲不住。在主持完成了107卷《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工作后，他又领导了洋洋七亿字的《中华大典》的编纂工程，还承担了其中《哲学卷》的主编。此外，又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也是够繁重的。而九旬老翁挑起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默默耕耘，孜孜不倦，真是令人惊叹。

    任老说话平和，思维清晰，待人热情、实在。

    我与他谈到《新读写》杂志社准备为中小学生编写《中华传统文化读本》的打算，他即刻表示支持。任老说:“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都有为中小学生编写的国学课本。遗憾的是，中国内地却没有这样的教材，你们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举双手赞成。”

    当我邀请他担任这套书的总顾问时，任老没有马上允诺，体现了他办事的严谨。然而，他答应在看到这套书的目录后可以考虑，并热情地对这套书的编写，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意见。

    谈话结束后，任老坚持送我们到寓所门口，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手软软的，热乎乎的，传递给人的是:鼓励和信任。

    2007年11月，我带着已完成的《读懂中国——中华传统文化读本》小学卷第一册的样本，第二次来到任老家。

    任老坐在沙发上，捧着样本，一页页翻阅，上下摩挲，心情甚是愉快。“没想到，用了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样本，书又编辑和制作得这么好。”任老很满意，一连声地说，“好，好！”他爽快地同意了担任此书的总顾问和为书的封面题签，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我看，以后学校中考、高考就应该考查这套书里的内容。”

    看着任老潇洒自如的题字，回望他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不由地想起了一位作家对大树的深刻比喻。他说:“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人和老师，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伟大、高贵和智慧。”我觉得，任老就是一棵充满生机、郁郁葱葱的大树。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于中华大地，已历经近百年的风雨，依然绿叶飒飒，直耸云天。从枝叶到花果，任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于祖国的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