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新书发布会上，爆出“现存于世的中国文学史多达6000多部，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达1000多部”的事，经本报报道后激起强烈反响。同济大学教授张闳提出的“文学史写作正在‘垃圾化’”的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昨天，张闳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再次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已为利益染指

    张闳说，时下，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存在大量东拼西凑的现象。正如我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所说的那样，“有些人写文学史，面前摊上6种文学史，自己则在写第7种。”朱先生一语道破现实，说的就是某些不具备研究能力的人，自己不看文学作品，写史只是拿别人的东西东拼西凑，那凑出来的一本本“著作”，造成了很多“文学史”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只是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甚至成为学术权力的镜像投射。文学史的篇幅和字数安排，根据的是作家的地位而不是作品，比如研究鲁迅给多少字，研究茅盾又给多少字，给巴金多少字就要给冰心多少字，这些权衡都非常可笑。

    张闳说，多如牛毛的文学史写作，到了今时今日，已沦为被利益染指的学术领域之一。那么多人在写，却不是那么多人对文学史都有发自内在的冲动和新的理解，更多的是在评职称等利益的驱使下的产物。在张闳看来，现有的1000本多部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其中比较好的，有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完整的文学史观的表达。他说，“那些缺乏第一手材料、丧失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只能是资料的拼凑和作家排座次而已，完全没有生命力，是不能立足存世的。”

不能降格以求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观点有着相同的立场。他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类似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那种没有过多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更加突出文学、文字和作家的文学史。当年，为了确立哪些作家是重要作家，夏志清下了大力气。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中，夏志清尽可能多地浏览了长短篇小说单行本，以及杂志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和长篇连载，对那些重点作家，夏志清则尽可能审读其全部作品。自然，这种写法比写那种流水账式的文学史费力得多，可也正因为这种细读，让夏志清得以根据自己的眼光，从根本上颠覆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认识。正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张爱玲和钱钟书以文学史应有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如今公认的现代小说大家。

    尽管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距今已有40多年，但人们阅读时，依然感受不到那种降格以求的感觉。陈思和说，“在我看来，文学史的功能不仅仅是陈述一个时期（文学发生时代）的文学事实，而且应该努力解释另一个时代（即当下的文学接受时代）对文学史的特殊认知。如果文学史不能与当下的感性形式相结合，一味地以抽象的历史和理性形式来压抑感性或扭曲感性，那只是一种教条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