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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 6000多部中国文学史，1000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昨日又为这个庞大的数字“加了 “如果我放弃，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这个曾经仅仅在圈内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学家，因为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甚至一度成为一个文化娱乐的标签。但这个严谨的德国人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诗歌以来便迷上了中国文学，而“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所以无论在公开言论还是学术专著中，都对中国诗歌褒扬有加，“我钟爱它(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顾彬在序言中说。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直到我学习中文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顾彬自豪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创作始于2000年，直到2005年编著完成。谈到编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回忆说：“1988年翻译完成《鲁迅全集》6卷本后，想到自己才四十几岁，应该还能再做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我开始着手中国文学史研究。”他认为中国以前发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文章都不是很专业，“都是在对历史进行介绍，譬如这人在何时写了什么文章等，没有对其人生或是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但顾彬的雄心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有一些中国学者建议我应该多研究一些哲学或神学。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之外，在德国甚至欧洲都不会有人会去写中国文学史，不是他们不懂，是我觉得他们都懒得动笔。也有人准备与我合作，可是过了几年后，书没出来，这些人也都没联系了。” 在这本文学史里，“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 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文版和中文版几乎同时面世，“在欧洲卖120欧元，中国只要58元人民币，太便宜了！”顾彬开玩笑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 评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十分严谨，书中有相当多的注释和引文，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让我相当惊讶的是，中国20世纪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而是更加突出文学、文字和作家。几百年后，我们只会记得这些文本，而不会再记起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本来以为书中会有许多尖锐的批评，但现在可能要让我们失望了。——陈思和 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孙甘露 文学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当代文学更垃圾，很多文学史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只是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甚至成为文学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镜像投射，比如鲁迅给多少字，茅盾给多少字都会有所限定。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值得推荐给大学生作为教材的。——张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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