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货真价实的一代宗师，其学问得到了几乎众口一辞的高度评价，然而关于陈先生文章的好坏，却颇有一些争议。

    说陈寅恪的学问好，文章不佳，始作俑者似乎是胡适。1937年2月，胡适病愈出院，在家休养，读陈寅恪的文章，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胡适所谓“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云云，对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赞誉了，可是“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又何所指？有人尝试对胡适此言作出了解答，“因陈氏写作始终用其独特的文言文，主张白话文的胡适自不会赞同欣赏。”可是，据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撰文记载，钱钟书先生也曾亲口对他说，陈氏的文章写得不高明。众所周知，钱钟书也多用文言文进行写作，他说陈寅恪文章不高明，显然不是缘于白话和文言的歧异，而是根据文言的标准，认为陈氏之文不够典雅。

    笔者一直困惑，陈寅恪先生平生浸淫于传统文化，即使没有专研辞章之学，以其功力，撰文也应该是信手拈来自成妙谛。像先生传世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文中充满的一股郁勃之气，对读者极具感染力，而其学术论文则以周详、缜密见长，真正到了风雨不透八面拒敌的地步，怎么会落得个“实在不高明”的讥评呢？

    近读《闲堂书简》，我的这个困惑终于解开了。《闲堂书简》是著名学者程千帆生前写给朋友和弟子的书信集，其中一封致弟子的信中，就谈到了“寅老之文不工”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程先生明确断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为什么呢？程先生说:因为陈寅恪钻研的虽为国学，但其方法已和西方近代学术接轨，“在资料的引用方面，宁可使文章拖沓，而不愿有所遗漏，即风格不纯，亦所不顾，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这样的旨趣就离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标准很远，文章风格显得不那么纯粹而典雅了。程千帆进而认为，陈寅恪先生并非不能为文，其所追求的，“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不仅是文章之美。”

    程千帆先生的一番话让人豁然开朗。按传统辞章学的要求，古人引文可以节要，可以概括，也可以改写，这样就可以使引用之文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但按现代学术的标准，如此处理，文章是显得漂亮了一些，却“失真”了。而同为学术大师，又同样以文言写作，由于钱钟书先生运用的是传统笔记的体裁，多为短文，自不妨其笔调雍容，如果改写考据翔实的长篇论文，恐怕也不得不对文章的美感有所放弃吧？

    现代学术之文，追求的是严谨和缜密，而非表面的纯粹和典雅。陈寅恪的文章正是学术之文的典范，简单用旧辞章学的模子去套，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