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9只“大脚印”的设计者蔡国强，为自己的艺术展览起了个指向未来的名字——“我想要相信”。

今年2月在纽约展出期间，美国《新闻周刊》评价它“极具爆炸性，且绚烂”。享誉西方世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第一次为中国艺术家举办个展，主角竟是1600多年前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

历史总是在蜿蜒前行中不断出现轮回。最初因炼丹而发明的火药，在经过了漫长的战争洗礼后，终又回归其本意，充当了和平的使者。这些绽放在空中的美丽烟火，正是火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最可颂之处。

将时间拉至大约公元320年，为求“神仙导养之法”的葛洪在317年完成《抱朴子》内、外篇后，319年入山专心炼丹，在炼丹过程中偶然发现将硝、硫、炭3种物质混合在一起的奇异效果，是为火药的起源。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火药一直在药用轨道上前行，目标所指人类最为朴素的渴望——治病养身、长生不老。之后火药又变成娱乐的工具——烟火，被宫廷娱乐所用，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烟火。

之后在纷乱的战争中，火药开始被广泛使用，名目繁多的火器活跃在战场上，当初被用来挽救生命、娱乐庆典的器物，成了屠戮生灵的杀手。对此，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白馥兰（Francesca Bray）给出的解释是:“人生产科技，科技亦生产人。”与此同时，跟随着蒙古大军的铁蹄一路向西，火药开始经中东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为正在进行的各国混战助一臂之力。

军事应用和娱乐应用并行，火器和烟火齐盛，成为中国古代火药技术的独特结构。南宋周密在其《武林旧事》中记载了钱塘江观潮时水军教阅的场面，“管军官于江面分布五阵，乘骑弄旗，标枪舞刀，如履平地，点放五色烟炮满江”。昔日混迹于街头的烟火艺人，摇身一变即成军中将士，军用与民用自此相得益彰。

若以民俗分析，也可得出中国烟火如此发达的应有之义。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教授认为，“中国历来重视春节。正月初一到十五是很大的节日，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国年节的习俗结合起来，就是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普天同庆”。烟花爆竹，有声有色，既可代表驱邪纳福之义，又可制造喜庆气氛，不管如何，扮演祥和的角色，还是火药在中华民族中使用的主流。

古代中央政府对于火药生产制造的严格控制，并不能扼杀烟火在民间的蓬勃发展。从某种意义，要得益于“与民同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传统，更得益于手工业和商业在民间的日渐发达。李约瑟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纵乐的困惑:明朝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曾发出感慨:至明后期，商业发达已经远远超出了朝廷的想象，这个在建立初期曾期望通过规范百姓穿着达成统一思想的王朝，终究敌不过商业资本的力量。

在“军用”与“民用”两条路径上开始并行不悖的中国火药，其价值走向，稍后却有了根本性差异。这个时间点，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先生将其定义在“16世纪”——“为什么16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而之后反而落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一个具有笼罩能力的“李约瑟命题”。

“李约瑟命题”至今仍然待解，只不过稍有不同的是，“16世纪”那个时间点，已渐次被新证据所改写。

看上去，将火药用之于武器的尝试与努力，由明至清，至少清前期并未断然终结。本刊记者赴四川东北部老君山，从绵阳往北40公里到江油市，由此再往北40公里进入鲜有人至的重华镇，这里的硝洞群表明，由明朝开始，这里即为军事用处而熬硝制火药。清乾隆年间的《梓潼县志》载，“老君山朝阳洞……乾隆二十年开采”。这已是18世纪中叶了。

对应于老君山硝洞，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胡建中通过“物证”——《伊西库洱卓尔之战》的图画描述乾隆的清军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当时叛军全部采用火枪，但却败于拥有火炮与骑兵及弓箭的清军”。18世纪中期之前，胡建中比较多方证据的结论是:很难说中国火器弱于西方。由此而观，将转折点定于16世纪，为时过早。

真实的问题却在于，这个冷兵器与热兵器混合时代，对于清朝过于漫长。客观因素在于，早期的火器与弓箭比较:沉着的弓箭手每分钟可完成6～8支箭的射击，而一名火枪手每分钟射速仅为1次。以“骑射定国”的清人，“路径依赖”上的惯性选择，结果自无意外。其时，清人入关，对政权稳定性的忧虑远甚于外寇压力，“内忧”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最精良的火炮在制作后全部登记造册藏于宫中，一旦战争爆发则向部队调拨，战事结束，则全部运回紫禁城。”由此断绝民间特别是造反者的觊觎。比较之下，对应于“内忧”的“外患”，清人所取策略便简单多了——闭关锁国。

这或者是科技落后，至少说，火器开发严重落后的一个论据。它所产生的令人深感悲怆的结果便是:英法联军以先进的火枪火炮轻易就突破了清军防线。而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带着中国发明的火药向广东沿海进犯时，来自湖南浏阳的烟花爆竹也开始了向西方的出口。在此，历史走向的不同让人慨叹。

稍具平心静气之能力，或许我们会注意到李约瑟即使在提出那个至今仍然待解的命题之际，1981年在国际科学大会上发表的论文亦有超越之论:“如果在我们的心目中，以为火药必然用于战争目的，这就太令人遗憾了……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人类所知最早的化学炸药，在民用方面也许和在军用方面同样重要。”

李氏曾经的合作者、美国汉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教授撰文深省:“李约瑟在晚年提出的这一命题，与其一生致力于追求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悖论——即撰写一部毫无排他性的历史。”她借此呼吁，科技史的反思应该迈向科学文化多元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