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人同“教鞭”打交道的，可以列出一长条的名单：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胡适、梁实秋、冰心、徐志摩、刘半农、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叶圣陶、沈从文……

他们以自身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去吸引学生，各人性格不同，教法也不同，可谓异彩纷呈。

梁实秋上课时，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吴宓上课却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找不到黑板擦，他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擦。为了让学生知道西方礼仪，就自掏腰包带他们体验西餐。和学生上街，遇车疾驰而来，他总是用手杖一拦，让学生先走。

夏丏尊虽说也抱怨过做老师苦，他曾撰联云：“不如早死，莫作先生。”尤嫌不够，又加以补充：“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然而牢骚归牢骚，他教书也认真，学生喜欢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因为“肥肥胖胖，笑起来有如弥陀菩萨”，所以学生称之为“夏木瓜”，夏丏尊也怡然受之。

闻一多曾写有诗歌《夜歌》，开头就是“癞虾蟆抽了一个寒噤，黄土堆里钻出个妇人”，颇有点毛骨耸然的味道，大概是由于对夜的偏爱，他喜欢在夜间上课。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经常特意要求教务处将上午的课移到晚上。而晚上，他偏又穿一件黑色长袍进教室，虽是昂然而入，并非鬼鬼祟祟，怕也会吓学生一跳。他还掏出烟盒笑着问学生：“哪位吸？”学生们也笑，哪敢接？他就自己点起一支，吞云吐雾之间，拖长声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后才开始正式讲课。

徐志摩的诗人风度不在闻一多之下，诗人卞之琳回忆：“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徐志摩有时干脆把课堂移到室外，让学生躺于草坪之上，看白云，听鸟语，闻花香，和他一起在自然之中畅游诗国。这样一位教师，要是放在现在，恐怕早被学校开除了。

和这些名士的洒脱不羁不同，沈从文第一次登上讲台时，极为胆怯。因他年纪轻轻，就以小说蜚声文坛，第一次登台授课时，学生对他期望很高，来者甚众。他大约从来没看过这阵势，竟呆站近十分钟，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后来总算开了口，一边匆匆讲述，一面匆匆扳书提纲，原本预定授课一小时的内容，竟在十多分钟之内全授完了。他再次陷入尴尬之际，只好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如实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说沈从文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颇有微词。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上古史专家蒙文通是位耿直人，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一次都没到校长胡适家里去拜访，钱穆称，“此亦稀有之事也”。后来，他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因为批评当时的校长而被解聘。但是蒙文通却若无其事，他还是照样去上课，并振振有词：“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哪里去请这样不要工资的老师？校长也乐得听之任之了。

而所有名士之中，最让人心生敬意的恐怕是陈寅恪了，这位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的学术大师，视力极差，因此有人甚至说他总是闭着眼睛讲课。他身体也很差，只能坐着讲课，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刚开始，慕其名来听讲者有三四十人，几乎要将小教室挤满了。由于陈寅恪讲解的内容过于专业，他的地方口音也难懂，所以后来听讲的学生渐渐减少，直到六七人。而一九四九年，已至花甲之年的陈寅恪在岭南大学开设“白居易诗”和“唐史”这两门课程之时，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的学生非常少，有两个学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在听他的课，而即使只有一个学生，陈寅恪也是照讲不误。

今天来看，恐怕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容纳陈寅恪这样的“高价”教授，所以我很钦佩当时的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他一生淡泊名利，注重保护、发掘人才，曾说：“我是为教授服务的。”堪称朴实的肺腑之言。

文人教书，未必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如果遇到那些有真知、有个性的文人，当是一生中的幸事无疑。

当代学者陈平原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了，人世间一切场所，唯有大学最适合做梦、写诗、拒绝世俗以及容纳异端。如果连大学校园里都“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特立独行与异想天开，绝非人类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