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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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是宋代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的散文名篇，历来是选文家喜爱的作品。当代中学语文教材自然也不会轻易遗漏这样的优秀作品，甚至由此生发引导学生体味“莲文化的魅力”（参见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169-170、184-189页）。但是，对于《爱莲说》及其莲文化的解读却完全忽视了其中的佛学意蕴。

周敦颐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以儒学为主体，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佛学与道教思想，呈现出三教合流的特色。佛学经过隋唐两代的大发展，其社会影响和理论造诣已经超过了儒家，导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连韩愈这样以“辟佛”为己任的大儒也失去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不能不正视这种尴尬局面，援佛入儒也就成了自然之理，思想的主题也转向了“性与天道”（人性与天道）。《爱莲说》可以看作是当时思想状态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爱莲说》写作是周敦颐生平中的一件大事。仁宗嘉佑六年，45岁的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筑室溪上，名曰濂溪书堂，并于两年后写下《爱莲说》。据朱熹《爱莲说书后》言，“先生尝以爱莲名其所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周敦颐仕宦三十余年，虽才华卓异，然而一直沉沦下僚，晚年卜居庐山，风景秀美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人文环境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东晋名僧慧远与大隐陶渊明曾在庐山结成莲社，这层历史渊源正映衬了周敦颐的退隐之意。面对古贤，所以周敦颐在感叹“菊之爱，陶后鲜有闻”后，自然而然地发出了“莲之爱，同予何人？”的心声。

恰如周敦颐所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人世间有百媚千红，那么莲有何可爱之处？爱莲何以成为一种文化？作为食品的莲（荷花、藕、莲子）可能比较缺乏文化韵味，但是莲（荷）本身的植物学特征（如花美而香、亭亭玉立、出泥不染、藕断丝连等）、所处的环境（田园）以及“莲”字的读音（音同“连”、“怜”、“廉”，音近“恋”）等无不引人联想，于是莲的象征意义愈来愈丰富，由是汇聚成独特的莲文化：在书画文化中，莲是咏诗作画的题材；在情恋文化中，莲是怀人寄情的载体；在隐逸文化中，莲是乡土田园的象征；在官场文化中，莲是清正廉明的比喻……莲之爱，可画于图，可形于舞，可咏于诗，可寄于信，可品于人。正因如此，莲的众多特质勾画出了一个意象繁富的精神家园，这就是莲文化的魅力所在。

对莲文化魅力所做的具有个人特色的概括中，周敦颐“莲，花之君子者也”可谓经典凝练。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兰、竹、菊才是“花中四君子”，可见莲是花中君子的说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显然，“君子”一说，乃是借花喻人，蕴涵的是周敦颐对于人性一种理解。“君子”一词，很早就大量见于先秦典籍中，如《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中有诗篇《君子于役》。尤其是在儒家经典《论语》中有大量关于君子的言论，如“君子喻于义”、“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而且往往与“小人”对举而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有高尚的道德，而君子则是理想道德人格的典范。作为理学先驱的周敦颐，对于君子的理解与早期儒家当有一致之处。

所不同的是，周敦颐的君子说巧妙地借用了莲这样种独特的载体，而这恰恰暗含了佛说因缘。众所周知，莲是佛界圣物，是佛的象征，所以称佛国为“莲界”、寺庙为“莲舍”、袈裟为“莲服”、座台为“莲台”、和尚行法手印为“莲华合掌”。莲在佛教文化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同样在于莲的形象本身契合了佛性的要求。其实佛性不过是人性的映射，莲的自性清净、在泥不染也是一种人格要求。佛教要求人们摆脱欲望和邪见的污染，“灭染成净”。《华严经探玄记》认为莲花有“真如四德”，亦即“香”、“净”、“柔软”、“可爱”。周敦颐对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描写可谓深受其影响。朱熹曾说“周茂叔，穷禅客”，足见他的君子说是援佛入儒，用佛学比附儒学，进而把人性修养问题从儒家日常生活领域提升到了一个更为高深的哲学层次。

由此可见，缺失了佛教文化这一环节，莲文化的魅力将无从完整地体现出来，对《爱莲说》的解读也将流于肤浅。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借佛道性，鼓吹“无欲”，实在是开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先河，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糟粕，值得批判。所喜的是，中国莲文化由来既久，其丰富而优秀的文化内涵远非一二糟粕所能冲淡，正如莲之资质，既能“出淤泥而不染”，又何愁不能“香远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