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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由于上古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 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认识错误。“上”和“下”，现代汉语单纯做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意要丰富的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 ”，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底，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 《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做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谨遵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象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还怎么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很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据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象南怀谨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已不合时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其实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得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地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具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予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 3.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 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之事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代，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野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附录：朱熹有生活作风问题吗？ 文 / 聃聃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徽州婆源（今属江西）人，曾在福建崇安紫阳书院担任主讲，晚年徙居建阳考亭。 朱熹是程颢、程颢的四传弟子，为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朱熹博学多才，对经、史、天文、地理、音乐乐律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他一生著作非常多，光是收进《四库全书》的就有四十部，真可谓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他集理学之大成，主张道德修养以居敬为主。居敬，是指确定和持守一种状态,也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功夫，就是正心、诚意、存养收敛的功夫。他认为“天分”既“天理”，三纲五常是永恒不变的“天理”，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父安父之分，子安子之分，君安君之分，臣安臣之分。他极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该扼杀和扑灭。 年轻时我乍一听这“灭人欲”，吓了一跳，可能有人会和我一样想：“灭人欲”是把人的欲望都灭掉，太霸道太残酷了吧？所以骂的人很多。细看原话，却是这样的：“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这理论，无非是让人节俭一些，收敛一些，不要太放荡，太穷奢极侈而已。这理论，用今天的廉政角度、道德角度和养生的角度去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当时哀鸿遍野路有饿殍的情况下，更是必要的。可宋朝的王孙公子、达官贵人们享受惯了，他们役奴仆、厌膏梁，酒池肉林、倚香偎翠大红灯笼高高挂惯了，对朱夫子的这个观点嗤之以鼻。 被后人骂得最厉害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其实是孔子的东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理论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渐渐地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尤其是对妇女的迫害，更为残酷，一个““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把女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所以到了五四时期，封建礼教被鲁迅等有识之士控诉为“吃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要把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年代。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谋偏安江南。在南下的路上，金军穷追不舍，宋部队溃不成军，他们打不过外国侵略者，欺负老百姓倒很在行，散兵游勇们沿途见什么抢什么，害得百姓叫苦连天。 统治者苟且偷安，为了向金人奉上大量的金银财帛，就更加横征暴敛，搜刮人民财产。江南民众活不下去，纷纷揭竿而起，他们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南宋朝廷一边又要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调遣大量兵力镇压农民起义，一边屈辱求和，闹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皇帝的宝座也摇摇欲坠了。 在这种内焦外患，国力不支的情况下，朱熹的理论，无疑都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为封建王朝的巩固和不衰而努力。所以被当时的统治者推崇为一种“思想”。 朱熹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冲击至高无上的皇权。南康三年，朱熹向孝宗进言说：“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这不是责怪皇帝心术不正、纪纲不立吗？“文死谏，武死战 ”，朱熹真是拼着一死的勇气说出这话的。孝宗果然气得七窍生烟，若不是大臣赵雄在一旁拦着，朱熹的脑袋可能就搬家了。 这样的人，肥缺、美差自然是轮不着的，能到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谋个一官半职，就算不错了。 淳熙五年（1178）八月，朱熹知南康军。他看到当地百姓赤贫的状况，非常痛心。他一边积极发展农业，救灾扶贫，一边多次上书皇帝，要求轻徭薄税，让农民有个喘息的机会。他还发布《劝农文》，要农民不要怠惰，勤劳耕种，他还出台一些政策，让政府给农民贷粮，以利发展生产。在此同时，朱熹还积极办学，亲自讲课，希望能提高人民素质。他还施行一些法治，维护那个动荡的社会。 朱熹的工作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在知南康军任满之后，宰相王淮推荐他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负责管理常平仓、茶盐等方面的事务。 淳熙八年（1181），浙东风不调雨不顺，饥荒像一个幽灵在台州的上空盘桓，百姓们饥肠辘辘，忧心忡忡。腿脚灵便的外出逃荒，年老体弱的坐以待毙，更有倔强厉害的落草为寇。真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在这危难之际，朱熹被派往台州赈灾来了。 进入台州境内，但见百姓衣衫褴缕，满脸菜色，有的更是奄奄一息了。 当时临安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台州的官员也不甘落后，太守唐仲友（字与正）天天灯红酒绿，聚众豪饮，高级歌妓们则在一旁莺啼燕啭，轻歌曼舞。 朱熹拍案而起。他拒绝了地方官员的接风洗尘，直接取道黄岩温岭。一路行来，一路了解灾情。 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夏秋两季，台风一个个接踵而来，揭瓦掀房，倾屋塌墙，更兼洪水上屋，道路行船。还有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百姓死伤不计其数。又遇上八月十五的大潮汛，海水倒灌，农田吃了咸水，水稻倒伏腐烂，颗粒无收。 朱熹一边召集有关人员，分析灾情，一边四处奔走，实地踏勘水利情形。他们查看了一个个旧闸，但见闸板朽烂，闸桥断裂，腐水浊泥堆积数里之遥。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他向朝廷打了报告，阐明温黄平原是浙东的粮仓，说温黄熟不但台州足，还有余粮可以支援新昌、嵊县等地。但因为水利年久失修，多有废坏，河闸已淤塞不能用。又因为地方财政困乏，无力检修。要求朝迁调拨兴修水利资金2万贯。 朱熹慧眼识珠，推荐了温岭的宣教郎林鼐和承节郎蔡镐主持修闸。说“林鼐曾任明州定海县丞，敦笃晓练，为众所称；蔡镐曾任武学谕，沈审果决，可以集事”。同时指斥了当时的黄岩县令范直兴“不甚晓事，恐难依仗”。 有了资金，有了得力的干部，招募了民工，台州的水利工程轰轰烈烈上马了。他们浚修河道，挖掘官河，该分流的分流，该疏通的疏通。 最要紧的事，就是在重要的河口重新筑闸。闸的功能是：枯水期，关紧闸门，保蓄淡水，不让宝贵的淡水白白流失；雨汛期，开闸放水，不让大水淹没了庄稼和民房；大潮上涨时，关紧闸门，不让海里的咸水倒灌进来，保证百姓吃上好水，保证良田不进盐碱。 修闸期间，朱熹并没有按他的“级别”住在舒适的官邸里，而是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样，住在闸旁的百姓家里。有一晚，他宿在海边闸头洪亭长家里。夜深人静，月白风清，朱熹听潮起潮落，思筑闸之各种事务，心潮起伏，睡意全无。遂披衣起，在庭中踯躅吟哦，得七绝一首，题笔写在主人墙上：才到重阳气便高，雁声天地总寥寥，客怀今夜不能寐，风细月明江自潮。 又有一次，他宿在下蒋村，与一陶姓老人探究兴修水利之事，这老陶是有学问之人，且德高望重，说起水利经验头头是道。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朱熹心里高兴，索来笔墨，亲书“静廉”真书二大字，赠予老人。 朱熹在罗适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增加了水闸的科技含量。他悟出了一个“连通器”原理，以保持水位的平衡一致。他对建闸具体执行官蔡镐说：南监（属新河）的五个水闸，基底石必须齐平如一，使河流五道俱通，若一闸稍低，水流都会涌到这个低的水闸去，久而久之，这个水闸必定会淹坏，其余的水闸也要废弃了。 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怎样才能做到“基底齐平如一”呢？武学博士蔡镐想出个法子，他们在新河北边的披云山的烽火台上树起旗帜，放置铳炮。挑了个大潮日子，每个闸处都派有专人守候。蔡镐自己手执红旗守候在海边，待到潮水退到最低位置时，他挥动手中的红旗，烽火台接到信号，立即倒旗放铳，五闸的守候者们都听到看到了，都在这统一时间里划定统一的水平线，然后就按照这水平线打基建闸，那么五闸就齐平了。 在官民一齐努力下，短短的几个月内，中闸、北闸、麻糍闸、下卢闸等四座闸桥初具规模。 他们还别出心裁搞了个“爬梳之法”，每个水闸，都配置了一个梳状的耙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耙去杂草，梳去淤泥，洗涤净闸门闸槽，保持闸门的启闭自如。使“其间田亩70余万，尽为膏腴。” 朱熹曾振振有词地说：“水利兴则黄岩无旱潦之灾，黄岩熟则台州无饥馑之苦”。世世代代的台州人都不会忘记这几名话，有识之士认为朱熹这话，最为“洞究利害”。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么苦干实干的朱熹，对官僚们歌舞升平骄奢淫佚的生活，当然是深恶痛绝的。 有个女子叫严蕊，字幼芳，是南宋初年台州大腕级官妓。洪迈《夷坚志》第十卷里说：“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周密在《齐东野语》称她“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因此，严蕊红极一时，大小官吏、富豪乡绅都以认识她为荣，求人办事，也常常通过她去开后门。 当时的台州太守叫唐仲友，字与正。唐仲友也是个学者，且风流倜傥。唐仲友也很迷恋严蕊，鉴于自己一把手的身份，不敢轻易造次。但凡有朋友来，必召她歌舞侍宴。严蕊秀色可餐，大家都觉赏心悦目。那严蕊的确是有点才华的，有一次，唐与指着窗外盛开的桃花，以“红白桃花”为题，命她题词一首。严蕊略加思索，挥笔填就《如梦令》一阙：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 吟咏罢，众人拍手叫绝。唐仲友高兴极了，当即赐其锦帛两匹，端砚一方，外加纹银二十两。从此，两人卿卿我我，吹弹唱和，难舍难分。 宋朝有法律规定，凡官府举办酒宴，可以召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得留她们过夜伴宿，违者律处。这跟现在的嫖娼是高压线一个道理。朱熹正为治水之事绞尽脑汁，寝食难安，唐仲友却在那里花天酒地，不管百姓死活。朱熹很是愤懑，就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这一招应该是很厉害的，不但揭发了唐仲友的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还揭发了他是黑社会黑势力的后台老板和靠山！可是唐仲友的姻亲王淮是当朝宰相，他把奏章压下了，朱熹不顾死活的连着上书十次，终于免去了唐在台州的职务。 因为是高官和名妓的风流公案，特别引人注目，新闻价值很高。人们奈何不了唐仲友，就在严蕊身上大做文章。严蕊被关起来了，要她招供和和唐的不正当关系。据说严蕊只承认：“陪酒陪唱陪赋诗作画是有的，决没有陪睡觉。”严蕊被打过两次藤条，始终不肯招供和唐仲友的床第情事，因而名声越来越大。 严蕊是不是真的坚贞不屈？历史上颇有争议。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狱吏诱供说：“你干嘛那么傻，早一些承认了，省得受皮肉之苦。”严蕊却认真地回答：“我是低贱的妓女，就是与太守有私情，也不至判我死罪。只是是非不能颠倒，为了减轻我的罪名，而去诬陷士大夫，我是死也不能这样做的！ 文人雅士更是抓到了创作题材，又是写小说又是编剧本的。把个朱熹说成是争闲气的大儒，把个妓女宣扬成了侠女烈女。朱唐之争，两败俱伤，唐仲友朝中有人，只是平调到江西而已，朱熹在台州也只待了9个月就被调走了。这真是我们台州的一个重大损失。 唐严的这段风流公案，后来由岳飞的三子岳霖接着审理。岳霖有点同情她，准备将她放了，他问严蕊，释放后准备到哪儿去？严蕊当堂上口占《卜算子》一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这朱夫子到底是个读书人，除了一身正气，还有点书呆子气。朝廷让你治水，你就只管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好了，干嘛擅权去管别人的私生活？何况是台州一把手的私生活？你屡次上疏唐仲友违法扰民，这大概也算是“灭人欲”吧，但官员们都沆瀣一气，你好我好大家好，你一个出头椽子，不烂你烂谁呢？ 朱熹在我们台州只耽了九个月，就被调走了。这不，治水只治了一半，水闸也只建了四座，如果能干满一届两届，可以为台州做出多少贡献啊！ 朱熹这辈子，刚正不阿，敢于向最高权力机构开火，又和贪官污吏们水火不相容，所以他的仕途上一直磕磕碰碰。他18岁高中进士，以后的50多年的时间里，做官只做了七年，而真正待在朝廷伴驾的时间则只有46天。更多的时间，他都醉心于教育事业，他也只能做他的教书先生，他在台州短短的几个月期间，还几次跑到仙居桐江书院去上课呢。 但是，朱熹治水功不可没。 据宋《刘宽浚河记》载：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为常平使者，又一次来到台州。因为朱熹的心里有个台州情结，有个治水情结。台州的水闸没有完成，一直让朱熹牵肠挂肚食不甘味寝不踏实。他终于回来了，回到我们台州来了。他一来，就召集有关人马，接着干他的未竟事业，他着手增置回浦、金清、鲍步、蛟龙、陡门等六闸。他和下属们经验丰富，成竹在胸，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苦干，终于圆满地把这六个水闸造好。 和以前造的四个水闸加在一起，朱熹在台州造了十处桥闸了。这十个闸（有些资料上仍称六闸），保证了温黄平原七十余万亩农田的灌溉和排涝，保证了我们台州农民的丰收和温饱。真所谓“温黄熟，台州足”啊。 朱熹修闸的壮举，在台州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并被记入了史册，成为后代官员们学习的楷模。明嘉靖年间，台州知府周志伟，率领黄岩知县方介、太平知县曾才汉一行，来视察朱熹当年的水利工程。他们走了几天几夜，发现河道因长久未浚，海涂淤涨，堵塞了；河闸也因为没有专人管理，牛踩人踏，闸桥断裂了，闸板朽烂了，再也不能用了。周知府急了，赶忙向朝廷奏疏，要重新修闸，并历举朱熹当年造闸的功绩，要求政府拨下治水款项。他在奏章上写道：“金清、迂浦、周洋、黄望、永丰、细屿等六闸，知为朱文公遗迹，锐意修复。”周志伟还盛赞朱熹的治水之策的英明，锐志向他学习。并褒扬众水闸的功能是“潦则泄之，旱则蓄之，潮则捍之。”水利的确是农业的命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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