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初步了解了李煦家情况之后，立即做出了新的安排，我打定的主意是：我完成了《庚辰本》与《有正大字本》的详细的校勘之后，再不能做这种工作了，我得请我四兄把校勘工作接过去，我要投入精力像考证曹寅家同样的重要工作——从清代所有重要诗文里把有关李煦的一切资料搜集完备，这才是我《红楼梦新证》的全部工作。可惜，由于时间、环境所限，加上我本科西语系论文需要完成，一切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像前一阶段那样工作了，我只开了一个头，草草把李士桢、李煦的有关资料粗列了一些，就只好离开燕园奔赴成都华西大学了。那时，我手中还有一大把燕大图书馆的借书单，都是我准备借来考察李煦而再接再厉工作的书刊名称。这段往事内情鲜为人知，我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至今深抱遗憾(果然若干年后，便有捷足先登者)。

[5]

　　我在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忽然发生了“脂砚即湘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为什么敢这样立论？事情很显然：曹雪芹原本《红楼梦》的书上都带有脂砚斋的朱批，这事情虽然在清代已有人见过、说过，但并没有引起很多的影响和讨论。仍然是胡适先生在1927年得到了《甲戌本》，写了文章，把脂批的情况首次介绍给了读者，这个功劳要归属于胡先生是绝对不能忘掉乃至轻视的。但是，胡先生看了脂批以后断定：所谓脂砚斋者就是曹雪芹的化名；脂批就是曹雪芹“自拉自唱”。他的这个看法我自己也曾觉得有理并同意了胡先生的主张。可是，及至我看到了《甲戌本》原书全貌而又集合了《有正戚序本》的批语之后，立刻大悟：《戚序本》上的双行夹注批也就是以前无人识破的脂砚斋批。再后来不久，又见到了《庚辰本》的晒兰照相本，把这三本的批语集合起来，事情立即十分显明：这位脂砚斋者首先是一位女性批书人；其次，此女性又即书中的一位女主角——史湘云。我的这种说法于1949年正式披露于《燕京学报》37期，题目为《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此文出后，反响强烈。

　　以上所述，表明我对研究史湘云的重视。让我再举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在《红楼梦新证》里，史侯的原型素材就是李煦家。史侯家史鼐、史鼎就是李煦的两个儿子，这本来已无可疑了，可是当年也有人大批“自传说”，说我的这些考证都是牵强附会。谁知过了些年，同一位专家忽然改变了看法，他说史家就是李家，而《红楼梦》包含的李家原型超过了曹家。我得知后不免有所感触，我并不想讥笑他、轻薄他；相反，他既然后来也看清了问题之所在，这是大好的事情。做学问就应该这样，以真理为至高至上。

[6]

　　我的这一论证得到了先师顾随先生的高度评价。他给我写来了数十封很长的信，现择录一部分，以供我的支持者们一同“受享”：

　　“脂斋是枕霞公，铁案如山，更无置疑之余地。述堂平生未曾见过脂评红楼，见不及此，事之当然。却怪多少年来号称红学大师的如胡适之、俞平伯诸人，何以俱都雾里看花，眼里无珍？（自注：适之为业师，平伯为同门，然两人都不在述堂师友之列）若不得射鱼大师抉出庐山真面，几何不使史公（云老）窃笑而且叫屈于九泉之下也？（自注：云老与雪老为对。玉合子底、玉合子盖也）”

　　“如今玉言不必过谦；述堂亦决不肯为吾玉言代谦。根据《新证》之引证、之考订，脂砚斋绝对是云老，断不可能是第二个人。即有可疑，亦是云老自布下的疑阵，故意使后人扑朔迷离，不能辨其雌雄。而却又自留下漏洞来，使后之明眼人如今世之射鱼村人其人者，得以蛛丝马迹地大布其真相于天下。若问云老当日何苦如斯，述堂答曰：这便是旧日文士藏头露尾的相习成风，云老快人亦复未能免俗。”

　　“于此，即有人谓述堂是玉言的应声虫，亦在所不惜。于此，即有人谓述堂与玉言在演双簧，亦在所不顾也。”

　　顾随先生非常有先见之明，更有预言之神会，他写道：

　　“《新证》一书于思想性方面，的确作到了‘可以无大过矣’。若夫掂斤播两，吹毛求疵，则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而述堂不与焉。”

　　他还写道：

　　“先决问题是《红楼》有无价值，今世之人已公认《红楼》为不朽矣。然则玉言之《新证》于雪老之人之书，抉真索源，为此后治红学者所必不能废，则大著与曹书将共同其不朽。使无玉言之书，世人至今或仍将高改《红楼》与金改《水浒》等量而齐观之矣。”

　　先师顾随先生给我如此高的评价，我一直把它牢记在心中并以此作为我学术研究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