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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1966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后在农村插队务农十年。1984年10月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南京大学以“严肃”著称的中文系主任莫砺锋，走上“百家讲坛”会是什么样子？看过莫砺锋主讲的“诗歌唐朝”，我们会发现这位不苟言笑的教授带着观众在唐诗这座艺术宝库中的探索，让人着迷，让人惊喜，竟如他在大学讲堂一样受欢迎。 希望讲苏东坡，却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手“说唐诗”。莫砺锋走上“百家讲坛”的最初，似乎有些不太情愿，用他的话说，是“冒冒失失”上了节目，实际上，他丰厚的学识储备和独具魅力的语言艺术，不失为“百家讲坛”优秀的主讲人。 近日，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出的《莫砺锋说唐诗》（下简称《说唐诗》）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读书报：很多观众都已经看过您在央视的演讲“诗歌唐朝”，《说唐诗》一书的内容和“百家讲坛”的讲演有什么区别？ 莫砺锋：唐诗是一座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我在“百家讲坛”只讲了14讲，当然只能涉及一点皮毛。第一讲是对唐诗繁荣的原因的分析，也不可能讲得很全面，主要是讲了唐代社会普遍重视诗歌的风气。其余的13讲分别讲了唐诗的某一类题材内容，它们是：咏怀、咏史、怀古、友谊、爱情、天伦之情、忧国情怀、民生疾苦、边塞、山水、田园、离愁别恨、时光节候。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至今央视只播出了10讲，而书里则是完整的14讲。二是每一讲中写在书里的内容要比电视上播出的多一些，因为我的语速较快，在录制时每讲大约讲45分钟的内容，在后期制作时会删去不少。有听众来信说有几讲的内容不大连贯，这个缺点在书里就基本没有了。 读书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您主讲时，听说您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手“说唐诗”这个讲题，为什么？ 莫砺锋：去年6月，“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我讲唐诗，我一听就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这几年最走红的“百家”类节目都是以说故事为主的，即使是《论语》也不例外。而唐诗中虽然也有不少故事，但唐诗的根本价值却不在那些故事。如果不讲故事而只讲诗歌自身，能否受听众欢迎，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所以我当场就谢绝了这个任务，还毛遂自荐去讲苏东坡。因为当时我的《漫话东坡》刚刚脱稿，脑海里充满了东坡的故事，那些故事也比较有趣。可是央视的编导坚持要我讲唐诗，还答应我以我自己认可的方式去讲，而不一定要多讲故事。我这个人比较重情面，看到两位编导专程前来敦请，其中的一位还是以前曾有过合作关系的老朋友，就不好意思拒绝了。于是我冒冒失失地走上了“百家讲坛”，就算是人生的一种特殊经历吧。 读书报：“百家讲坛”其他演讲故事性较强，“唐诗”相对高雅些，有听众说您的讲座是“阳春白雪”。用通俗语言来演绎唐诗，您在准备讲稿时觉得有难度吗？ 莫砺锋：准备讲稿的最大困难不是因为唐诗“高雅”，而是如何与听众接轨。因为央视的编导明确告诉我“百家讲坛”主要是针对初中以上文化水准的听众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当过中学教师，更没有在大学校园以外的场合做过讲演。如今要为“百家讲坛”听众朋友讲唐诗，我得另起炉灶。尽管所讲的内容都是我熟悉的，但是怎样来讲，还是颇伤脑筋的。结果讲成了现在的样子，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我并没有敷衍了事，我是做了认真准备的，我在态度上是对得起听众朋友的。 读书报：据说您在南大上课以“严肃”著称。您觉得在央视演播室面对普通读者演讲，和在学校讲课有什么不同？ 莫砺锋：最大的不同就是听众的身份不一样。我在南京大学的讲台上已经站立二十多个春秋了，但当我踏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心里仍然有点发虚，就像刚毕业留校试讲时一样。因为我在大学里讲课，无论是针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讲课的对象都是明确的。我备课时就知道我应该讲什么，也知道同学们想听什么。我讲的课程都有明确的大纲，有些还有规定的教材，我的学生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知识背景。只要我认真地备了课，我走上讲台时心里总是很踏实的。但是“百家讲坛”就不同了，听众身份各异，内容也就众口难调。至于说“严肃”，那的确是南大的同学对我的评价，也有同学说我“不苟言笑”。但是同学们好像并不在乎我的严肃，他们对我的课还是比较欢迎的。在“百家讲坛”就不同了，第一次试讲后，编导就指出我在最初的15分钟里两只手一直垂着，一动不动，还说“这怎么行呢”？节目播出后，也有热心听众建议我多笑笑。我后来就尽量多做一些手势，但我的家人又批评我“手舞足蹈”了。 读书报：“百家讲坛”这一央视品牌栏目，推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引发了国学热，您对此有何看法？ 莫砺锋：从总的方面来说，“百家讲坛”成为央视的品牌栏目，在广大民众中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播，这当然是件大好事。至于说“引发了国学热”，我的看法不同。首先现在还不能说“国学热”，在整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关注“国学”？其实只有小部分人而已。所谓的“国学热”，其实在“百家讲坛”走红之前就已出现了。“百家讲坛”只是为它增强了声势而已。我拥护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播，但我并不赞成“国学热”，一阵风过去，大家又漠不关心了。我觉得较理想的状态是像西方发达国家对待他们的传统文化（例如基督教文化）那样，大家以平常心看待传统文化，既不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也不奉为救世的万能良药，也就是持之以恒地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并不人为地制造高潮。 读书报：媒体围堵、粉丝崇拜和学术质疑的竞相追逐中，针对“百家讲坛”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如“非学术性”、“快餐式文化”、“对传统经典的不尊重”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莫砺锋：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是正常不过的。“百家讲坛”的节目肯定不会具有太强的学术性，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普及性质的电视栏目，怎能要求它承担“学术”的任务呢？前沿的、精深的学术研究当然应该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进行，不能用学术的眼光来要求“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因为这压根就是两码事。但是媒体的批评也有合理之处，那就是“百家讲坛”一类的节目也必须讲求准确性和时代性。主讲人当然不可能一点都不讲错，但不能随口乱扯，不能“戏说”，总得立论有据。还有就是我们应该尽可能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进来，要尽量给听众朋友介绍比较新颖的观点，要尽量体现现代人的意识。最高的境界应该是讲得深入浅出。 读书报：您在《说唐诗》一书中提到您下乡插队的经历比较长，总共插了十年。您是如何熬过那段艰苦岁月的？ 莫砺锋：我高中毕业时适逢文革爆发，两年后下乡插队，我不断地受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教育，加上我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已与大学彻底绝缘，所以我只有在务农之余读点书，这是我在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中的惟一乐趣。每逢雨天的黄昏，我手捧书本站在窗前，暮色越来越浓重，我把双眼贴近书本才能勉强辨认文字。我每月只能凭证购买一斤煤油，总有好多日子是没油点灯的。更难堪的是书籍的来源近于枯竭，有时实在弄不到想读的书，只好把手头原有的几本书翻来覆去地“精读”，或是到手什么就读什么，杂乱无章地“博览群书”。插队十年，心情忧郁苦闷，总觉得青春黯淡无光，茅檐下的读书便是那段艰苦岁月中惟一的亮点。是读书滋润了我的心灵，是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30年后回忆往事，那段经历仍然温馨得难以忘怀。读书，尤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读书，是人生中最愉快的生活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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