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曲艺，生存状态艰难，期冀电视来做自己的援手或推手，舍弃自身特点，向电视晚会的模式靠拢。如此，不仅不能振兴中国曲艺，相反会让中国曲艺磨损掉自己的特色。中国曲艺本来是扎根于民间的草根艺术，要走出眼下的困惑和困境，应该着力于处江湖之远

    有幸到南京观看了中国曲艺第五届牡丹奖颁奖晚会，晚会的组织者很用心，演员也很卖力，编排得丝丝入扣，演出的效果很热闹。但是，看完之后，我的心里并不是滋味。

    牡丹奖是中国曲艺的最高奖项，代表着中国曲艺当前的最高水准，类似电影的金鸡奖和文学的鲁迅奖。按理说，这样的一场晚会应该是别开生面的，起码能够展现中国曲艺当今的演出与创作水平之一斑。遗憾的是，它却和一般我们在电视中所看到的晚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从央视请来两位熟面孔的主持人，声光电乃至烟雾的炫目运用，大人小孩的歌舞节目让人眼花缭乱地频频出现，相声小品戏剧化穿插其间的插科打诨……热闹是足够热闹的了，只是曲艺自身的特点没有了，被廉价的花红柳绿的热闹淹没了。本来极具本土特色的苏州评弹，演员成了偏于一隅的配角，而让满台千篇一律蹦蹦跳跳的伴舞夺去了位置，苏州评弹独有的声腔之美感，更是被视听的感官快感所置换。

靠拢电视必然损伤曲艺

    并不是曲艺不受欢迎，也不是曲艺没有特色，此次荣获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的天津老艺人王毓宝老人坐着轮椅登台，并无伴奏，出口只是即兴唱了一句天津时调，气遏行云，便赢得了满场彩，其热烈程度并不亚于时尚歌星。

    这样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这样传统朴素的曲艺形式，在我国是很多、很丰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自己最可扬眉吐气的颁奖晚会上，却屈膝让位于司空见惯的歌舞，而且乞求于声光电的技术至上的大制作？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曲艺自身的底气不足，面对强势的电视媒体，自己先躬身唱了个大喏。

    毋庸讳言，如今电视晚会的中心化、同质化，是以否定差异化为代价的一种“文化工业”。在这样一种文化工业的制作中，晚会必然是大同小异的模式化的产品。所有的艺术样式，要想以晚会的形式上电视，都必须葵花朝着电视台转。中国曲艺此番搞电视晚会的热心，以及以往对于电视的热衷，都是出于眼下曲艺生存状态的艰难，期冀电视来做自己的援手或推手，其心情天可怜见，其初衷也可理解。但面对电视这样的强势媒体，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了下风头上，以为只有上电视才是成功，才能够赢得并普及广大观众，如此，无论是无意的折中主义也好，还是无奈的投降主义也好，抑或是为谋求生存与发展不得已的实用主义也罢，当然必须要舍弃自身的特点，向电视晚会的模式靠拢。这必然以损伤中国曲艺为代价。如此，不仅不能振兴中国曲艺，相反会让中国曲艺磨损掉自己的特色，愈发被其他文艺形式所俘虏而变种，所运用而肢解。

中国曲艺生命力在民间

    我想起在解放前，即1947年，老一辈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坤），带领兄弟剧团在北京鲜鱼口里的华乐剧场（今大众剧场）演出曲艺，演出不景气，为吸引观众，更为生计，增加了魔术杂耍、彩唱莲花落和笑剧（如今相声剧的前身），号称所谓“三大贡献”，如同老舍《茶馆》戏里王掌柜请来小常宝搞革新以招摇示众。怎么样呢？这样的革新并没有救了曲艺，也没有救了小蘑菇自己的相声。

    艺术的创新，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创新有时如一条狗，我们只是追着狗在原地打转转而已，并没有走出多远，倒淹没了自己。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在强势的电视媒体前面，中国曲艺需要坚定自己，而不是为混个脸熟而盲目趋同，或为名利而削足适履，走小蘑菇的老路而重蹈覆辙。

    其实，我这样说并非新鲜的话题。中国曲协的老主席前辈罗扬先生早就说过：中国曲艺“戏剧化、歌舞化倾向的问题，就很值得注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曲艺和其他姊妹艺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但目的是“化他为我”，而不是“化我为他”。他严肃地指出：“把曲艺变为戏剧和歌舞……没有了自己的特点，就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以为这是至为深刻而中肯的意见，尖锐，却值得中国曲艺界重视和思考。中国曲艺本来是扎根于民间的草根艺术，其生命力旺盛在于民间，其艺术力丰富在于朴素，电视可以是辅助之一的手段和平台，却不是唯一，更不是非要倾注豪华的财力物力去趋之若鹜。中国曲艺要走出眼下的困惑和困境，不在于非先要居庙堂之高，而应该着力于处江湖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