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文艺评论家，同心出版社原副总编辑。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从事新闻工作。

　　学以致用是读书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到主观或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很难保证所学的东西或所读之书都能在生活或工作中派上用场。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几乎无处不在。我们都曾读过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在读过的几十门功课中，有多少是可用或能用的呢？很有限。  

　　有人说，现在是讲求实用的时代，实用主义盛行，读书也流行实用类，市场很看好这类书，读者也舍得花钱买。我读过其中几种，坦率地说，尽管打着实用的招牌，然而有用的东西其实不多，大部分都是扯淡。

　　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也尊奉过实用主义，干什么，学什么；干一行，学一行。就读书而言，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有效的办法。记得刚做记者的时候，我抢着去跑电影口，因为喜欢电影。但我在学校学的是新闻，并没有学过电影。我的办法就是恶补。电影理论、电影史、人物传记，囫囵吞枣式的看了不少，未必都能看懂，但取其所需，还是给了我很大帮助。后来接触戏剧也是这样，尽可能地看一些专业的书，也是因为它有用。据说在欧洲有些国家，新闻法规定，做记者是要双学历的，学了新闻，还要再学一门其他专业，才能做记者。我们这里虽说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想来也是有必要的。而且，全靠自己留心。

　　人的一生，如果始终专心于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固然很好，有很多艺术家就是这样，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我也很羡慕那些有家学渊源的学者，这样的人，从小受到熏陶，终身从事一项事业，他们就很少学而无用的苦恼。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总要面临多次选择，而每次选择都可能带来工作领域或行业的变化，哪能先学好了再干，常常是干起来再学，边干边学。所谓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却又难免为人所讥笑，以为读书专为稻粱谋，没有读闲书那么风雅，那么潇洒，那么自如。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这种感受更为强烈，承担着一日三餐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想潇洒也难啊！

　　但书之有用与无用有时也很难说。读的时候未必有用，但以后有用却也说不定。读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古代文论，专门跑到中文系听了一年成复旺先生的课，课余时间几乎读完了这门课所要求的所有必读书，中文系的同学中未必有我这样认真的。大家都说没有必要，因为我也不用参加考试，也不计入成绩。但很多年后，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了解，还是成就了我。还是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楚永安先生的《说文解字》选修课，很多同学不修，以为离我们太遥远了，在当时看来毫无用处。我也是因为兴趣，选修了这门课。那时没有现成的教材，《说文解字》一书又不易得，同学们使用的教材，还是我帮助刻印的，至今还能感觉到铁笔划在蜡纸上“刷刷”的声音和油墨的味道。尽管后来我没有专门研究古文字，但既然吃着文字这碗饭，而我们现在使用着的文字又与古文字有着不可否认的血缘关系，那么，它对我的教益和帮助还是深深地体现在后来的工作中，证明了并没有枉费精力。

　　所以，对于书的有用或无用，不必理解得太僵硬，眼光也不能太短浅。事情总是在变化的。读目前必需之书，是我们的宿命；但凭你的兴趣，读一些看似无用之书，是你对命运的反抗。北京大学的金开诚先生就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的一段经历：他在1959年至1965年之间主要从事《楚辞》方面的工作，当时曾在大量的文集、笔记、杂考等书中寻找有关《楚辞》的材料，见过许多有关文史、艺术的其他有用资料。但当时他只抄与《楚辞》有关的资料，其他一概不记不录。等到他后来在文史、艺术的研究中想起那些资料时，却已记忆不清了。

　　金先生的这番话，说得很实在。我在虚长几岁之后，多了一些阅历，多少也能体会到一些其中的甘苦。金先生后来提出了“辐射式有意注意”的读书方法，怕是和自己的这种特殊经历与体验有关。按照这种方式读书，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把阅读面尽可能地拓展得宽一些，不要担心哪些书和自己的工作无关，或暂时看上去可能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正是这些所谓的无用之书，在某一天，也许就成了有用于我们的基础，成为我们适应外界变化的本钱。

　　近来我正在读《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一本新书，说不上哪里会有用，只是好奇，想对藏文化多一些了解，它让我大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