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讲史因缺乏专业的史哲学素养，只是一味地基于一般的历史道德主义展开叙述，而不见对王朝特质的深刻体认，对时代潮流的敏锐观察，甚至对历史展开过程中复杂人性的深入含玩。还有的则不免为专业所囿，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有超出学理之上的过分的回护。

    ●至于因朝商业化运作靠拢，向娱乐化诉求低头，一些讲史既罔顾史实，哗众取宠，复耸人听闻，随意翻案，已经引起大众的疑虑和反感。再加上整个社会集体性的一哄而起，更激起某种情绪的对立。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范畴论》、《批评的考究》、《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等。

    一段时期以来，天涯等多个网站上充斥明清优劣之争。自称“明粉”的表彰明朝国富民裕，文化发达，不像清人只会丧权辱国，闭关锁国。有的更称锦衣卫、东西厂与内阁都是好东西，特别是内阁，如再延续两百年，就能催生出君主立宪。自称“清遗”的则坚执明非亡于外的立场，认为其君臣不思进取，上下相互猜忌，国事艰危是一定的事情，明亡清兴更是历史的必然。一味尊王攘夷，讲什么炎黄血脉、华夏衣冠，是昧于历史的大势，可笑之至。一时间，互相纠弹，势同水火。

    没有人会料到，这些年新涌起的一波“讲史热”和“国学热”，会引出这样不理智的极端回响。看看论辩的双方，或攻击清暴虐，或指责明荒愦，一例的情辞多于理辞，那种简单划界的偏激指摘，缺乏史实依据的罪名的罗织，让人无法不忧虑:当我们为重新出发而作历史的清场，面临的问题将多困难与复杂。

    其实，检视明清两代帝王及其施政的得失，显然各有其暴虐与荒愦，许多弊端相互纠结，共同体现为专制政体的末世征象。故以此所无，攻彼所有，或可见存于个人的读史感受，但影响到整体性的判断就不应该了。而许多问题，如清朝入关的功过及其对汉人的辖制应如何论定，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带连着对袁崇焕、洪承畴和尚可喜等人的评价，也存在不少分歧。至于如何采信史料，厘定史实，甑别的标准更是多有争议。譬如，作为官修正史，说《明史》是“伪史”固然偏激，但明帝历来形象负面与清人“秉笔直书”的关系，还有明帝怠政与其委责内阁、清帝勤政与其专断一心的关系，在网民提出后是不是可以讨论？明亡的原因复杂，众说纷纭，如黄仁宇就认为是亡于财政破产。明朝在时间上与欧洲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形成、宗教改革和科技发展等重大事件相重迭，故在天文、数学、物理、医学、农学、化学、机械制造等各方面都有不俗表现，以至引来利玛窦“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的赞叹，还有门多莎、马戛尔尼等人的肯定。但由此来论定王朝政治的长短，进而推崇宋明，鄙视元清，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

    凡此种种，都需要人认真分析，据实说话。其间，专家与教授尤其有责任，以深入的研究，提供给大众有说服力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在上述争辩与争吵中，我们没看到多少来自这方面的理性的引导。先前，是只将历史圈在专业研究的范围，且只关注王朝史、制度史和农民起义史等几个有限的领域，只关注宏大的叙事，由时代背景进到人物评价，最后是规律总结，而忘了历史中还有鲜活的人存在，还有一些更有兴味的事相腾逸在规律之外，需要人做同情的还原。这多少造成了讲史节目与通俗历史读物在当下的火爆与流行。但问题是，这类讲史一味将人物从充满关联性的历史场景中抽拉出来，只注意时间之流中某个单体的存在，诸如几个帝王几张脸，几个朝代几多事，然后再因着当下的需要，将之放回到自己构想的流程中，用所谓的人之常情来设想其生活中必有隐秘的“外一章”，用所谓的古今一理来推度他其实还“别有圣人行”，则又在另一个方向上，让历史失去了本有的丰富与厚重。结果，这一历史所涵带的对中国人自然人性和人的自然关系的深刻启示，更重要的，对如何从天人到家国，从政治民主到文化多元，构造当代中国文明进步的多重启示，被湮没不得彰明。

    其间，一些讲史因缺乏专业的史哲学素养，只是一味地基于一般的历史道德主义展开叙述，而不见对王朝特质的深刻体认，对时代潮流的敏锐观察，甚至对历史展开过程中复杂人性的深入含玩。可事实是，类似“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强不掩弱，众不暴寡”这样的话虽常被高高悬起，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成功者往往并不据以行事，也不太稀罕据有这样的道德高地。这使得他们的解说，经常不能体贴大众的问题。有的则相反，信从历史的市侩哲学和丛林法则，以为弱肉强食自然合理，由此，自觉不自觉地为暴政粉饰，替强梁开脱，忘记了如果历史的趋进就是成王败寇的代兴，那还要仁德与道义干吗？还有的则不免为专业所囿，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有超出学理之上的过分的回护。以康熙为例，固然精熟西学，甚至能够种痘，但许多时候是基于个人兴趣，宫里的闲暇，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性理解是不够的，所以既不见有步骤的整体引入，也很少有意识的人才培养。比之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同样醉心其中，但因视为强国之资，结果有序推进，积极扶持，终于抬升了国家的实力。对此，包括其与法国路易十四的区别，西方学界有很详细的讨论。但此间讲史很少涉及这些内容，至于对其暴虐另一面的揭示就更少了。钱穆《历代政治得失》尝称清廷为政，“全只是法术，更不见制度”，康熙在其间显然起过关键作用。但今天的听者、读者或受上述讲史的影响，不乏有钦服其驭臣之道，乃或阴袭其术以求一逞者，以为古今官场，通此一例。我们想问的是，如果研究什么就绝对赞成什么，那还要理性的审视与学理的评判干吗？

    至于因朝商业化运作靠拢，向娱乐化诉求低头，一些讲史既罔顾史实，哗众取宠，复耸人听闻，随意翻案，已经引起大众的疑虑和反感。再加上整个社会集体性的一哄而起，更激起某种情绪的对立。许多“明粉”，其实就是被媒体上泛滥成灾的清宫小说辫子戏引发出逆反心理的愤青。暂不说这种逆反心理是否有理，这类小说、影视剧太多太滥确是事实。当然，不能说眼睛盯着清宫戏，就是想替暴政还魂，更多的是中了“娱乐至死”的蛊而已。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港片，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就以清宫戏为多，加以年代切近，民间乐意接受这一相对熟悉的历史作为消遣，原本可以理解。但不能轻忽的一个现象是，越到晚近，这类作品对清帝个人功业不加分析的颂扬，对其视臣子如草芥、强势驭下的渲染就越多，对臣子百姓感恩戴德至于涕泪交流的铺张就越过分。那种对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的顺受心理的着意展示，不仅有违古代权利架构关系的实际生态，也有违一般人性的自然真实。说是在张扬奴性，并不过分！

    由此想到刚发生的“百家讲坛”主讲被人掌掴的事情。我们谴责这种行为，但也不放弃究问，这一幕为什么会发生。显然，它与讲史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上述问题有关。虽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今人论史必有今人的本位，打上今人的印记，但这并不等于说，你可以用取消主义或相对主义代替历史的真实。因此，如果说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交流形式不是一种弱智的诡辩，文字狱起码维护了社会稳定不是对常识的漠视，至少应该承认，类似“不管朱明还是满清，都是炎黄子孙啊”这样的感叹，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场中话，它或许无关媚俗与迎合，但从学术上讲很不专业，是确然无疑的事情。

    当然，这样的讲史，也同样有粉丝。这使我们惊讶！或许有人以为，我们反对粉丝，是因为心态不好，不期待讲史火爆，是因为个人吃酸了葡萄，但广庭论史终究不能等同于茶楼说书，这句话应可成立。基于这样的道理，我们想说的不过是，当历史遭遇粉丝，更需要扎实深入的研究，冷静学理的态度。至于为防止精英对大众的漠视，或大众对专家的误解，让交流与讨论得以展开的意见平台，也应该尽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