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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问我，你当了大半辈子考证派，你自己觉得哪条考证是你平生最为得意的？我回答说：不做假谦虚，我最得意、最精彩的就是考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即史湘云。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考证可不像考曹荃即曹宣那样，连反对你的人也只得承认；你说脂砚既湘云，人家笑骂交加，有人说你这是“匪夷所思”。我答：你说的只是一面的情况，另一面是我拥有大量的认同者，甚至也有“粉丝”，都非常赞同这一出色的考证。他们对此兴趣浓厚、深信不疑，这些同情者中有名家、有专家、有学者，还有不少是在校读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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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部著作《红楼梦新证》草创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但是我又把它自评为是一部未定稿和半成稿，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我一经考明曹(雪芹)、李(煦)两家至亲都惨遭雍正的政治迫害之后，便立刻悟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仅是个自传性小说，而更是曹、李两家的自传或合传的文学创作(此所谓“传”者，实际就是今日通常所谓的有素材、有原型的小说写作)。还不止此，我考明了李煦是雍正夺位后第二年就把他投入刑部大狱，抄家苦治，把一位百姓平民都称之为“李佛”的七十高龄的善良人远充到东北极荒之地冻饿而死，所因何故？就是因为李煦是雍正政敌胤禟的“奸党”，查出他曾经给胤禟买了几个苏州女子，这下子可就犯了雍正最不可容忍的大罪，成了万恶之人了。对比来看，李煦的内丈曹寅家却是迟至雍正六年才遭到抄家、逮问、治罪的。所以，我那时很快悟知《红楼梦》的后半部的主角已然不再是黛、钗俩人，而是逐步转到史湘云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上，并且，由此而牵连到小说的素材及情节内容必然要包含了相当部分的李家的遭遇和其后果。于是我一层又一层地细看曹雪芹写湘云的笔法，才恍然醒悟她的家虽然名称仍然叫做史侯家，却是生计如此艰难，湘云靠做些针线活儿卖一点儿钱来度日，每夜忙至三更天。有一次，袭人提起来，湘云便红了眼圈。雪芹的文字寥寥数笔、淡淡落墨，内中却包涵着无限难言之痛苦。而一般读者就只能看见那些满纸淋漓痛快的所谓爱情的描写。我的感触无论在当年还是今日，想找一个或几个可有共同语言的伙伴也都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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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这层道理之后，立即向胡适、邓之诚等诸位前辈探询，有无关涉到李煦家的文献存在？我已忘记了到底是哪位老学者告诉我故宫档案馆存有后来发现的李煦家档案，我听了又是一番巨大震动，心里想这比我研究了曹寅家世之一切是同等甚至更为重要。我立刻写信给赵万里先生(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著名学者)，问他可否帮我介绍到档案馆去查阅这部分文献。赵先生立即写来了回信，并附有一纸向故宫档案馆的介绍信，而且告知我进故宫走哪条路线就可以到达档案馆。这种热情都是我平生难忘的，是仁人君子的典范。

我兴奋地拿了这份介绍函立即前往故宫——有一个细节，十分有趣：赵先生给我指明的路线是从神武门(即故宫后门)进去，然后左拐，即往东再转南行……我走了很长的路，这是故宫东面的一条最宽大的宫内通道，我不知应该怎样称呼，两旁都是很高的大红墙，大红墙上有不止一个大宫门，都是紧闭的，上面一条大铜锁有一尺多长，还刻着细花纹，真是见所未见。我走了很久并未碰上一个人，最后终于寻到了档案馆。我站在那里一望，不觉自己笑了起来：原来这就是东华门内不多几步路往北一点儿的一个小院子，简陋的几间房冷冷落落，这就是当时的故宫档案馆了。我心里奇怪，为何赵先生让我进神武门？若是进东华门不用五分钟就到了。我不是因此有走冤枉路的想法，相反，正是当时那里都不是开放的线路，我平生只能在此经历那种宫禁森严的特殊感受，我要感谢赵先生给了我这么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那时，档案馆的简陋与冷冷落落的景况让我意想不到，馆内的二三位馆员见我这个青年人来了，不但不嫌烦反而露出了高兴而乐于接待的表情。他们看了赵先生的介绍函后问我想看什么，我直答想看看李煦的档案。很快，我就高兴地看到了这些珍秘文件，同时，我注意到另一张表格，这是给来客洽阅档案的签名簿。我一看吃了一惊：上面清清楚楚有胡适先生的签名，此外并再无一人来过，我是第二位了。这是何故？我至今不敢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