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是岳飞的忠，还是文天祥的节？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否也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种。但是，还有两句名言，在中国就是农村的文盲老者都知道，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和“自古忠孝难两全！”，愚民黔首大多是从自古以来各路戏曲对民间的教化而得来，是帝王统治者的需要。值得玩味的是，正是这两句话，一下子把几千年的教化谎言直接戳破。那么，我们不仅又要问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

这无疑需要回到那个历史上最早的虎气腾腾的时代——春秋战国。那是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包括其后两千多年，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思想方面，都不曾超越的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百家争鸣，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种不同学说流派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其灿烂、其多彩，在我国学术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也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邹鲁（山东曲阜）是儒、墨的发祥地；三晋（山西翼城）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的摇蓝；而燕、齐（河北北部、山东临淄）是阴阳家的诞生地。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既是中国文明的启蒙史，也是文化形成的黄金期，既是一部英雄史，也是一场人才的争夺战。在这场延续了五百五十年的战争，造就了无数传奇伟烈火的英雄，也就是一个传奇的群体——战国国士。在七百诸侯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战国的士的故事，而士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使中华成了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幸存者，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和激励下，中华民族几千年风风雨雨却巍然不倒。士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那么，什么又是士的精神？自古帝王统治，儒教为衣，法家为里，宣仁政以愚民，行霸道而治众，这是官家的士。而这一切的手段和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民间暗自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士。有人可能不信，且听我追本溯源，慢慢道来。

“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是春秋战国时代士风的一个主要标志，战国四大刺客，哪一个不是为了知己或者他们自己以为的知己而死？但是他们造成的后果，却是任何统治者都不愿看到的。虽然《史记》为他们留下了一篇《刺客列传》，可是后世再也没有为他们大作宣传，反倒有“荆轲去，秦兵来，燕国亡”的说法。但是古代帝王又不能明白地禁止这种行为，因为“义”也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于是把“义”引向“忠”，大力推广“忠”的宣传。要人人都作忠臣，为一个人服务，那就是皇帝。皇帝就是每个人的知己，为皇帝办事，就是干些鸡鸣狗盗的事也是壮举，可是不为皇帝而为其他什么人办事，就是做得轰轰烈烈，也是不义之举。可是从赵氏孤儿到大刀王五，这种士为知己而死的事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士之风、士之骨、士之气节，生命力之强，竟然是统治者两千年都消灭不了的。

再说“孝”之道。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一部分，也是几千提来一直传承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封建君主大力弘扬孝道，因为这样有利于统治。所以才有了历史上动辄出现皇帝听命于太后的局面，而皇太子要想作皇帝，谋反是没有几个能成功的，就是成功了，也要落个千古骂名，连唐太宗都不能幸免。可是皇帝自己说要行孝道，那是哄哄老百姓的，在利益权势面前，什么都可以不要。可是老百姓是不能大行真孝道的。因为老百姓不能只对自己的父母行孝，还要对帝王行孝，那就是“忠”。如果忠与孝发生了冲突，就只能先尽忠而后行孝甚至不能行孝了。如果国家征你去打仗或者修长城，你说家有老母不能去，对不起，你不忠，是大罪！如果你父亲要造反，而你不检举或者不将人人得而诛之的叛逆杀了，也是不忠，是大罪！所以才有了:“自古忠孝难两全”之说。儒家思想里，至少在孔子的说法里是没有忠孝的理论的，可是孟子要先进一些，血性一些，嫂子落水，要救，这时就不能管义和礼了。但是孟子也没有说忠孝如何两全，毕竟王权大于天，学说要发扬光大，就要维护王权。所以秦始皇要坑儒，因为法家不讲忠孝，只讲法，人人要守法，而法就是皇帝，这样要直截了当得多。可是汉武帝要讲儒，因为他上面有太后，还有太皇太后，他要讲孝，当然，不会真的不顾皇帝尊严和统治。所以，儒为衣，法为里，开创了一个左右逢源的好办法。于是汉武帝以后，帝王们无不尊崇儒家，愈演愈烈，到了宋朝，封建理学达到了一个高峰，中国也跌到了一个谷底，从此千年以来，难以翻身了。

可是帝王们非常明白，儒家要用，不能真用，法家才是真正顶用的。多少朝代过去了，发明创造越来越少，但是法律却越来越全了，对付谁呢？是那些老百姓吗？不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善良的。只要米缸里还有一粒米，也是不会造反的。就是真的没有米了，也要看看朝庭会不会发善心来赈粮。确定没有活路了，才考虑是不是造反，就是要造反，也要看看有没有人起头，有了才敢响应。这时，士，就登场了。鼓动黎民，揭竿而起，千里征战，改朝换代。然后再以儒教为衣，法家为里，宣仁政以愚民，行霸道而治众。

士是什么，士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骨血刚烈的作风。几千年来，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无法衡量的。士起于春秋战国，至清朝而没落，但是士风永存。

春秋战国的士，是一个社会阶层，高于平民，而低于贵族，在春秋奴隶制时代，有“士农工商”的排序，所以应当说士在当时，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个阶层，但这也只是个出身问题。也有一些人不是出身于士，比如奴隶出身的商鞅和百里奚和出身商人的吕不韦，但还是被称为士。那么士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理解中，士，首先要有士的形，然后有士的神，再有士的志，最后有士的风，才能称为士。

士的形是什么，那就是剑。不论你穷不是富，身居庙堂还是藏于山野，没有剑，或者不会用剑，就不能称为士。不论你的剑是雕金刻玉，还是破铜烂铁，都必须有剑。所以有寒士如冯欢，穷得连剑鞘都当了，腰上也只有一根草绳，但是剑，没有剑鞘的剑还插在草绳上。后来有倭国仰慕天朝战国士风，也学着装武士，身无长物，但长短两把剑就是身份的象征。长剑是杀人用的，短剑是自杀用的，其实只是对战国国士的粗浅模仿。这里我把战国的士称为国士，因为春秋的士，其风骨还在培养过程中，就有几个如专诸、要离这样的烈士，管仲、商鞅这样的谋士，但是士之大义，还是在战国时代才更趋于善境。所以说士，还是要说战国的士。不论是谋士还是策士，不管是勇士还是智士，大多是在为各诸侯国效力，可统称为国士。国士必须带剑，哪怕永远没有用剑，也不能没有，剑既是用来杀敌的，也是用以维护尊严的，更是一种精神和血性的象征，剑，就是士的形。

那么士的神又是什么？士的神就是勇气和智慧，而且是勇气和智慧的完善结合。当身临战阵，自当拨剑相向，浴血奋战。但是在战争之前，国士们更应当依靠智慧，或将战争消弥于无形，或者通过各种政治和外交手段，使战争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占据主动。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则国士就应披坚执锐，尽心尽力保卫家国，效死沙场。

就以崤之战来说。秦穆公要越过晋国去攻打郑国，但是蹇叔反对，因为他已经预料到战争不能胜，因而不惜杀头极力阻止，这是一种士:策士。秦穆公东进心切，不听蹇叔之言，遣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出征，这三个人后来在崤山打了败仗。但是从晋国逃出后，又带兵出征，后来终于血洗耻辱，也是一种士:勇士。晋国先轸见到战机可用，力劝晋新君襄公不顾晋文公丧葬期间不能打仗的规矩，毅然出兵袭击秦军，先轸可说是士中的精品。而另外一个没有出身名份的智士，就是郑国商人弦高。弦高贩牛途经滑国，判定秦军将袭郑，遂假托奉郑君之命，犒劳秦军。孟明视等认为郑已有防备，遂放弃攻郑，灭滑后撤兵。弦高没有一兵一卒，但却成功地利用形势，以高超的表演艺术和不怕死的勇气，保住了自己的国家。虽是商人身份，但足以傲视春秋之士了。

到了战国，士的故事更是精彩，士的神，也更加鲜明。如蔺相如那样的智勇双全者比比皆是。他们的勇气和才智，即使现代，也足以令人称奇。那么这些士，能有这样的才学，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吧？他们要想在历史上大书一笔，没有多年苦学历练怕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他们能付出那么大努力，有那么强毅力呢？是什么驱动他们努力学习而有所作为呢？这就得说士的志了。

战国的士，学剑、学文、学纵横、学兵法、学法治、学术算、学天下形势、 考天文地理，调查民情、观摩战争，可以说所学极杂，用功极苦。但是他们仍然攻读不已，凭的就是一腔热血，志向高远。士的志，在战国而言，就是扶助明君，拯救黎民，出将入相，青史留名。也不是每一位士，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也有的人，只为个人名利，而不计他人死活的。比如白起，虽然称得上是一代战神，但是杀人如麻，全没有仁者之心。而乐羊子为了攻下中山国，不惜喝下自己儿子的肉羹；吴起为了当将军，竟然杀了结发妻子。这些人也是士，可是他们的行为在今天就是赤裸裸的犯罪。但是放在那个年代，在中华大统一的思想形成以前，他们的志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是不难理解的。但也有的人，志向就是要把所学才能，向最赏识他的国君展现，使自己所学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作用。这里面有代表性的应是孙武。他发现吴王对他的器重，因而为其效命，率吴国三万军队败楚军三十万，助吴国成就霸业，但是他却并不贪恋权势，于功成后悄然引退，虽无金玉满堂之惠，却也成就了孙子不败之名。可见孙子之志，不在高爵厚禄，不在将相之名，只在于将满腹韬略加以实践，为后世留下不朽的十三篇《孙子兵法》。而在我看来，春秋战国志向最大的士，恰恰是不是士的士:秦王嬴政。他不是士，但是比所有的士包括他的老师吕不韦还要象个士。战国末期，已经有许多人不甘于只做各诸侯的臣子，而是有了做一方诸侯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天下在战争中统一，而后仿效周武分封天下，就可以不再当士，而变成士的主公。许多投奔到秦国的人就是这样的想法，吕不韦尤其精明且野心勃勃。但是他为秦国强??。那就是他带人编写的《春秋》所造就的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嬴政。

嬴政比他老师的志向更为远大，而且嬴政周围的士，更是战国士中的精品，所以能战胜六国的士。六国的士太多太强了，从《过秦论》中可以看到的就有“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但是秦王还是毫不犹豫地扫除了他的所有障碍和同道，成为中国第一个皇帝。他的壮举，在《过秦论》中有一段最好的诠释: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这就是秦始皇，为战国士的历史拉下帷幕的战国最后的英雄。自始皇帝以后，战国的士的历史也就划上句号，从此无人超越。

士有了形，有了神，有了志，也就有了士的风。士的风一旦形成，几千年或明或暗的士的骨血就代代传承了下来。那就是高贵、自由、忠诚、坚忍。士的高贵，使他们不能从事他们看来低贱的劳动，不能耕种土地，不能做工，更加不能做买卖。他们只能依靠他们手中的剑和胸中的才学来换取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士的自由，使他们不会拘泥于陈规陋习，而是象西门豹一样奋发图强，除旧布新；象李冰父子一样战天斗地，征服自然。士的忠诚，使他们可以轻生死而重大义，为他们认准的目标而奋战到底。而要实现目标，坚忍，就是他们必须具备的素质。孙膑为了复仇，能够忍受酷刑，装疯卖傻。蔺相如完璧归赵，又在渑池会上智挫秦王，有大功于赵，却为了赵国的安全，宁可避让于廉颇。这就是士，越来越强大而完美的士，战国虽乱，而士风如玉，刚烈、高洁、集“仁、义、礼、智、乐、忠、信、天、地、德、道”于一身，且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看罢东周列国，禁不住掩卷长叹，这战国士风，真是荡气回肠，令人神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也。

战国之后，在秦汉这样的大统一中央集权专制之下，士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被一步步地压缩，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耀。皇帝不再象那些诸侯一样需要士的帮助，皇帝只需要俯首帖耳的臣民、忠贞不渝的军人、和在儒家教化之下安于天命的愚民。而高贵、自由、忠诚、坚忍的士，反而容易成为皇帝统治的障碍。于是有骨气的士被杀掉了，仅仅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士才进行了一次绝唱。为了阻止民间有才能的士再进入统治集团，从汉到隋，千年之间，尤其是宋朝以后，门阀制度盛行，使民间才俊再不能列于朝堂。再以儒家统治思想，罢黜百家，任何自由的灵魂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打压。并有意识地对天下能人进行教化，让人人都认为，学剑者，不过一武夫，只能学文，而且是学孔圣人之说才是正道。朝堂上的士，渐渐演化成了贵族文人的代名词，而这种“士”，是不剑而手执扇子的，是可以高谈阔论遇到事情没有主张也没有胆魄，往往反倒需要美人去救他们的百无一儒生。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读书好”，能考上状元。而原来执剑的士的精神，在这种新的“士”的骨血中，荡然无存。

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两千年！

两千年前，青史如歌，士风浩荡！

两千年后，士文而不武，渐成士大夫！可悲可叹！

有趣的是，在东海对面，有一个蛮夷之邦，号称“日出之国”对中华国士景仰无比，也照猫画虎地学起了武士。一样不种田，不做工，腰插两把不太直的剑，长的用来杀人，杀一切大名让他杀的人。短的用来在失势时自杀。只是他们只有士的武，却无士的谋，更无士的仁心和大志。只不过是学了个皮毛而已。但这些倭族武士，却也有先进的一面。就是当他们学着中原士大夫开始抓起扇子时，却没有丢下剑。依然保留着杀人的本事，也就同时保留下了一个种族能够存在下去所必须的尚武精神。

但是中国的士，却无可奈何地没落了。好在士的精神也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民间仍然有无数仁人志士，在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中书写着士的历史。士的骨血，使中华在数次大的外族入侵面前，总能出现英雄而使中华千年不倒。可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中华英雄自相残杀，以至被东北一隅的满清嫖窃了江山。而满清总结历代外族不能占据中原的原因，就是中华士风的存在，使英雄总能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所以，满清开始让自己表面地汉化，借以收拢人心，又在文化上对汉人进行大清洗。收天下之书，假《四库全书》之名，而对汉文化进行扭曲删改，把士的文化彻底删除，而变为他们乐意的奴才思想。他们是成功的。汉人们不再以光复河山为己任，反而以能入旗籍而成为奴才为荣。再把史书重写，诽谤明朝，使反清复明之士后继无人。

士人做不做武林高手，对中国民族性格有影响吗?在我看来，这不仅有，而且还不小，我们设想如果李白不习剑术，身体虚弱无力，我们还能想象他会有那种大鹏一般雄浑的气概吗?虽然心理上的勇气并不完全依赖于身体的强壮，但是，身体上的虚弱往往会减弱一个人精神上的气魄，减弱一个人的勇气和心理力量，这却是一个确定的倾向。京剧小生那样柔美的男性，可能会心细如发，但是在决断力上，一般的确是比较差的。读书本身，也许并不需要强壮的体魄，但是一个人要从事实务，却不能没有一个至少比较强健的身体。因此，文士们身体的虚弱化，总体上也必定导致了文士决策上越来越偏于怯懦化，导致了文士经略实务上越来越能力弱，或者说文士的行动力越来越弱。中华民族之积弱难振，也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明万历年间，倭寇丰臣秀吉，亲率二十万所谓“战国武士”入侵朝鲜。明朝在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仍然能毅然出兵，以四万军队将二十万武士从鸭绿江一直赶到汉城，最后再增兵将倭寇迫入大海，还要在海上将最后一支敌军——小西行长部万余人尽数歼灭。史称“壬辰之战”。三百零二年之后，倭寇再度入侵朝鲜，清朝出兵，被倭寇从平壤一直追到鸭绿江。而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战果的倭寇越过边界，历史上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国土，一直打到了旅顺，并屠城三万人。史称“甲午战争”。

好在明代出了个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民族性，使之没有更衰弱下去。王阳明自己善于射箭，在和军人比赛时，曾经以三箭都命中红心的成绩令士兵惊叹，虽外表瘦弱但实际强壮。王阳明的遗风，影响了曾国藩以及后来许多士人，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不忍再写。士若不再，中华就会灭亡。喜峰口和卢沟桥那些手执大刀的士兵们却重新拾起了远古士的精神，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英雄们更把这种精神进一步升华。中国又有了士。虽经“文革”士风渐淡，改革开放士风日下，可是只要还有一个中华的士，我们这个民族，就必然还有复兴的一天。对于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士为国家和民族而生，士为中华之掘起而存，士为尊严和荣誉而战，士为名节与大义而死。

当今之世，才能卓异之士，应该力排宋代之后文士的颓风，恢复从孔子到李白诸多古士人的武勇精神。

士人的身体强，则利于强其精神，士人的精神强，则利于强我种族，强国之梦，必从强民开始！强民必从强士起头！

青史如歌，士风浩荡啊！才会看到希望！中华掘起之风啊，看民更看士！民强则士强，士强方能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