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一词，想来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它指的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从秦汉时期开始，他们就活跃在中国长城附近及以北的蒙古高原上；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他们又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汉”（304~329，屠各胡）、“大夏”（407~431，铁弗匈奴）、“北凉”（407~431，卢水胡）等政权。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之间的八百年中，匈奴一直活动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匈奴”一词也屡屡在中国的典籍中出现。

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的更迭、民族的衰亡，匈奴一族最终融入了其他民族而消亡，“匈奴”一词也成了历史名词。今天，我们就要说说“匈奴”这个词的起源，以及与之相关的话题。

毫无疑问，是先有匈奴这个民族，然后才有“匈奴”这个名字的。讨论“匈奴”这个词的起源，首先自然要讨论匈奴民族的起源。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著《鬼方昆夷猃狁考》，是近代国内第一篇研究匈奴族源的名作。文中把钟鼎彝器铭文与古书记载互相释证，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鬻，西周末的猃狁，入春秋后的戎、狄，战国以降的胡，皆与匈奴是一个系统，为同族异名：

（匈奴）见于商周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白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

这个结论是可信的。从观堂先生的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断定，“匈奴”一词定是在“战国以降”才出现的。从目前现存古籍来看，“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逸周书》、《战国策》两书中：

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殷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正南……正西……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貎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奷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汤曰：“善！”（《逸周书·卷七》）

居之有间，樊将军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谏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是以委肉当饿虎之蹊，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谋。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恋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与之谋也。”太子曰：“愿因太傅交于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诺。”出见田光，道：“太子曰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战国策·卷三十一·燕三》）

然《逸周书》与《战国策》，要之皆非信史。在张心澂先生所编著的《伪书通考》中，两书皆“榜上有名”。看过王国维先生的考论，《逸周书》中关于“商汤与伊尹论及匈奴”自然是荒诞不经，不值一驳的。至于《战国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倂为一编。”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在编辑过程中阑入了许多秦汉时事，（关于此书之辨伪，详见张书。）所以关于“匈奴”一词的使用也不足为据。

之后记载“匈奴”一词的典籍，都是出现在西汉。比较早的有文、景时期贾谊（前200~前168）《新书》、刘向（前179~前122）《淮南子》。然贾氏《新书》，后世诸本有割裂剿袭之伪，虽全书前后用“匈奴”计43次，恐亦难以为凭。唯有《淮南子》确然可信：

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芄，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 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西汉·刘向《淮南子·卷一·原道训》）

则“匈奴”一词当是在西汉前期才开始使用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北逐荤粥”一句，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

荤粥，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一》）

“汉曰匈奴”一句，的为灼见。或可以据“匈奴”一词的使用情况，来辨先秦诸书的真伪。而把“匈奴”一词作为匈奴民族标准称呼、标准写法的，应该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是其中的《匈奴列传》一篇，更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以上说的“匈奴”一词最早在典籍中的出现情况。下面主要说说“匈奴”一词的来历。

战国以后、秦汉之际，多称匈奴为“胡”。“匈”与“胡”乃一音之转，“匈人”即是“胡人”。公元91年，东汉击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单于率部分北匈奴人西逃，经康居、里海、黑海，进入东欧，欧洲人称之为“匈人”，即为一证。又有学者认为，匈奴民族本来音“匈”，汉朝人贬低鄙薄少数民族，而匈奴数次寇边掳掠，并有“白登之围”，于是在其名字后加一个“奴”字以辱之，故称“匈奴”。这一说法恐不确。上古音中，“胡”的[u]音较“匈”为长为重，在“匈”后加一“奴”字，当是补[u]音的不足。且两汉时期，春秋公羊学非常盛行，公羊学说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所以当时读书人不大可能仅为了表示侮辱，而在“匈”字后面加一个“奴”字的。“匈奴”、“匈”不过是译音之间的差别而已。

此外还有一证，那就是西汉皇帝与匈奴单于之间的信件，这些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比如西汉孝文帝四年，单于给文帝的信，说：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 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彊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驼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这语气确实像是匈奴人所自称，夹在“天所立”与“大单于”之间的，是“匈奴”，而不是“匈”，可见匈奴人自己也认同“匈奴”这个读法。如果“奴”只是具有羞辱性的附加后缀，匈奴人会用“匈奴”一词来称呼自己么？这从正面证明“匈奴”不是“匈”音和“奴”义的简单相加。

孝文帝六年，文帝给单于的信则曰：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从“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出现在皇帝给单于正式的外交信件中，可见“匈奴”确实不是“匈”音和“奴”义的简单相加。这算是从侧面证明。

上面说明“匈奴”的来历，接下来再说说“匈奴”所蕴含的意义。

汉语在翻译时具有很多优势，其中一个就是在译音的同时，可以“兼释其名义”。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Coke Cole，译作“可口可乐”，不仅体现了英语单词的读音，也表明它是“可口”的东西，很好喝。

这种“兼释名义”，不仅能表现为褒义，还可以表现为贬义。“匈奴”是译音，而“奴”字则寓含贬义。其他的例子还有“鬼方”的“鬼”、“鲜卑”的“卑”、突厥的“突”（《 说文解字》曰：“突，犬从穴中暂出也”）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译音与用字时说：

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谷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于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提要》）

其实汉语译音用字，一直是“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上面已经述及。至于改译音用字，以寓贬义，并非 “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始。在新莽时期，王莽就曾改“高句丽”为“下句丽”，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事见《汉书》）。

以上分别从“匈奴”最早在典籍中的出现情况、词语的来历以及含义三个方面论述，可以知道些“匈奴”一词背后的知识。通过分析一些平日常见的词语或现象，就可以更透彻的了解中国古代的语言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