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的故事中，年轻的王子与狠毒的叔父这对冤家对头，就像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一般，经常因为争夺王位，闹得不死不休，于是各种版本的“王子复仇记”层出不穷，影响广泛。西方最有名的戏剧《哈姆雷特》，堪称是此类的经典之作；而中国北宋初年“烛影斧声”的传说同样有广泛的市场，在宋以后的笔记中多有记载。

争夺皇位的核心，其实就是继承权的归属。在古代社会中，继承的方式主要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在阅读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同情年青而英俊的王子，而对阴险狡诈的叔父恨之入骨。我们的这种态度，其实就是内心里对“父死子继”的肯定，及对“兄终弟及”的否定。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关于继承的问题。

继承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在原始社会，大家共衣共食，不分彼此，除了生存知识，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继承的东西。在私有制出现以后，大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第九》），就有遗产可以继承了。私有的关键点就在于私有的东西可以继承。继承既然出现，继承权的问题也就接踵而来：谁来继承？谁有权来继承？

但在私有制出现的前后，还没有出现文字，所以我们现在关于那时的知识都是靠考古和推断，继承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在谈“继承”这个话题的时候，离不开“死亡”一词。因为只有原有者死去，才需要继承者出现。

现在，我们可以先从一些考古资料出发，来看看私有制出现前后的先人们，是如何生存的：

半坡类型的姜寨，其一期埋葬死者四百二十余人中，婴儿约有二百三十余人，占总数的56％弱。半坡二百五十座墓二百五十三人，其中婴儿瓮棺葬为七十五墓七十五人，占总数的30％稍弱。姜寨成年人墓区可能有部分压在现村落下而未挖出，而居住区及其边缘的瓮棺葬则已被全部发掘，故统计比率较实际数要大些。半坡的情况恰好相反，居住区及其边缘的瓮棺葬还有许多没有发掘出来，而成年人墓区则已基本揭露完毕，故统计比率较实际数要小一些。将两者权衡一下，实际的比率可能在40％上下。依严文明在此作出的推断，可知当时儿童的成活率实在很低。（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

史家墓地能确指为“老年”、“中年”、“青年”的成年人，共665人。其中青年占4.9%，中年占92％，老年仅占3.1％。元君庙墓地已确定性别、年龄的自十四岁以上的成年人数，为134人。其中，十四至三十岁者占45.55％，三十一至四十五岁者占38.06％，四十六至五十岁以上者占16.41％。可见，在十四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将近一半的人活不过三十岁，绝大多数人均在四十五岁以前（含四十五岁）死亡，而能活到四十六岁至五十岁以上者很少。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四十六至五十岁以上的二十二人中，大多数人的死亡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上者只有少数几个，而且，其中没有一个人活到了六十岁。同时，有的学者据半坡类型横阵墓地死者年龄鉴定所作分析后指出，居民的平均寿命为20.3岁或21.8岁，死亡率当是4.93％或4.59％。可见，半坡类型时期居民的寿命，是相当短促的。（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

在史家村见到的股骨变形弯曲，腰椎椎体间形成骨桥、骨刺等病例，和元君庙人骨鉴定报告指出的当时居民的牙齿普遍遭到严重磨损，以及有着压缩性骨折、骨刺的现象，同当时居民寿命短促的情况，集中地反映了半坡类型时期生活及劳动十分艰苦的情景。（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

《横阵墓地试析》蠡测该墓地是一氏族留下的遗存并估定其存续时间为一百年，同时，据年龄鉴定推算居民平均寿命为20.3——20.8岁，死亡率为4.59％或4.93％。（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

这些抄自《中国通史》上的考古资料，向我们展示了那一时期人们生活的艰辛：缺衣少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没有医疗、野兽四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前，一方面是儿童的存活率很低；一方面是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很短，而这种情况很以后非常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改善，即便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作为主要农业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盘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体质差，平均寿命仅及35岁”。（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此时原始人的婚姻情况。现在大家都知道，社会的飞速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会使人类的青春期发育提前。报纸上也时常能见到“十岁男孩长胡须”之类的报道。那么反过来呢？生存条件恶劣、食物营养不足之类的因素同样可能导致人类个体青春期发育的滞后。《春秋穀梁传·文公十二年》中的：“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礼仪、习俗来自于生活经验。这就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个体生理成熟的缓慢。

在这样的现实中，一个寿命为35岁的成年男子，在他临终之时，会将如何处理他自己的遗产？因为其个体生理成熟的缓慢、衰老的迅速，可能他最年长的子女也只有10岁左右；而且儿童存活率较低，并不能保证他们在成年之前一直健康成长。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野蛮社会中，他的这些未成年子女能否在别人的觊觎窥伺里存活下去，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的弟弟，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并且拥有充足的社会经验、可以保护自己的子女……这些条件累加起来，使得他在理性的权衡之后，就会把继承权交给自己的弟弟，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兄终弟及”，经过自然和社会双重抉择过的结果。

从私有制形成，到文明的产生，中间有几千年的时间，也就是“兄终弟及”式继承的形成、稳定并形成习俗的时期。据史料记载，处于奴隶社会的殷商还经常采用此种方式继承王位：殷商从汤到纣凡十七代三十王（汤子大丁早死，不计在内），其中兄死弟继的就有十四王。王国维认为“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因而断定：商以前无立子之制，商代的继统法主要是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则属例外。

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的生存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尤其是奴隶主阶级，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皇族更不例外。这种改善包括平均寿命的延长、个体生理成熟的提早、儿童存活率的提高。以可靠的史料来说，周朝时很多天子在位时间已经非常长了，比如周宣王在位46年，周平王在位51年，周襄王33年，周静王44年，周显王48年……这些看似单调的数字，对于继承来说，却是会导致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随着寿命的变长，大多数时候都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人，没准儿甚至可以四世同堂。同时，律法也渐渐健全，似乎不用再太多担心自己的遗产会被外人横刀夺走。种种变化，使得以前看是必然选择的“兄终弟及”，有了新的、貌似更好的选择：“父死子继”。

其实“父死子继”的继承方式在继承的初期就已经产生——这也是可以想象的，毕竟一个人的兄弟有限，不可能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一直继承下去，到了最后，还是选择“父死子继”的。

明显的改变是在西周初期，周公制定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在此以前，在出现“弟及”、“子继”两种备选项时，多选择“弟及”；而从此以后，则是“子继”具有明显的优势。

殷商被姬周“革命”以后，其祀尚由宋国继承。在《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中，我们可见见到这样一段资料：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

可见宋的君位继承制不同于周制，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而是兄终弟继和父死子继的两种制度并行，这还是殷人的旧俗。

其实即便是在春秋时期，东方许多各诸侯还是两种制度并行的，包括周公后裔、礼仪之邦的鲁国：

庄公病，而问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

所谓“一继一及”，《史记集解》引何休的解释就是“父死子继，兄死弟及”，而叔牙说是“鲁之常也”，可见“兄终弟及”还是很有市场的。除了宋国、鲁国，还包括郑国等。

这种两种制度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是说明几千年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见当时社会生存条件不是很健康稳定，即便作为国君，也面临包括病疫、谋杀、战争等各种危险，可能随时丧命。春秋时间，有长寿的君主，短命夭折的君主更不在少数。当此时，“兄终弟及”是一个很不错的备选项。

然而周朝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刻，作为周文化核心之一的“嫡长子继承制”， 受到越来越多人——包括皇帝，大臣——的支持。虽然除了“嫡长子”这个选择以外，君主还会从“立长”“立贤”“立爱”等角度考虑，而不是单单的“立嫡”。这些不过是“父死子继”的各种形式罢了。

从“兄终弟及”到“父死子继”，并非是温情脉脉的演化，而是充满血腥、阴谋和杀戮的变革。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从来不缺乏这一类的斗争，以至于渐渐成为文学中的一种故事类型。这种类型，不单纯是贵族争夺皇位或王冠，也包括普通人与叔父争夺父亲的土地、财产等等。

在这种类型的故事里，年老的叔父总是阴险而冷血；而年轻的王子却总是英俊而单纯的，并最终获得胜利。所有的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默认“父死子继”的，而我们会把自己幻想成那位备受欺凌的王子，于是就在故事里投下了这样的期待和想象。

你们读的作品里，是不是也有王子与叔父的故事？而你们，有没有同情那位王子，或把自己想成是那位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