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大师”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佛家看来，都不过是“以指指月”的那根手指

一

在商业时代日益没落的文化界，最近有三件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并且备受争议：以余秋雨名字命名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在上海挂牌成立，余秋雨在揭牌当天的发言中称，自己做过几次努力，希望删除“大师”两个字，但没有成功；盛大文学召集全国范围的作协主席（主要是副主席）30名，参加网络文学大奖赛，为优胜者颁发10万元奖金，还要选出“盛大文学大师”；安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土地局局长被推举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从现实角度来讲，虽然争议缠身，但余秋雨在文化界确实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海市教委希望借此来树立文化标杆（当然不乏出政绩的考虑），正是政治和文化结合的表现；盛大举行文学大奖赛，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选出“文学大师”那么纯粹，商业上的考虑显而易见；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更简单，不要说诺贝尔文学奖，单是候选人就已经引起这样大的关注，更不要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奖金以及荣誉的桂冠了。

不过，这种目的伦理式的分析用之于这三件事，还是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暴。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觉得文化一旦与政治、经济挂钩，就不纯粹了，就要不得了，这大概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从本质上来，文学的创作是个人化的事情，但是作品一旦产生之后，便已经社会化了。小圈子化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或者是借助政治优势的圈养——比如说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形式（这样的政治与文化的结合才是真正要不得），只能让文学的路越走越窄，甚至走入死胡同。只有文学自身的强大才能让文学大道越走越宽广。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王朔和韩寒才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榜样，哦，对了，还有我最喜欢的作家王小波，虽然他和前面二位不尽相同。一边在体制内享受各种好处，一边又像怨妇般埋怨政治干预创作或者哀叹文学没落的那些所谓的“职业作家”，其实心里想的是两面讨好，好处都要。

如果不从目的伦理出发，“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的成立大概会激发一些人对于文化的热爱，盛大文学举办的文学大奖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学的繁荣，至于那位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安徽土地局局长，只要程序上没有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存在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

二

至于“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类的称号，余秋雨先生和那位土地局局长没有必要欲拒还迎，读者们也没有必要拿这类称号太当回事，一顶“土桂冠”，一顶“洋桂冠”，说穿了，也不过只是个称号而已，只是人为的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对于喜欢文学的人们来讲，喜欢看谁的作品还是看谁的，跟那个人是不是大师或者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没有多大关系。托尔斯泰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却少有人及。

我们太看重诺贝尔文学奖，仿佛中国人要不拿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就永远比人家落后，其实这正是没有底气的表现。八十年前，鲁迅曾经有一次机会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为此他写了一封信，态度谦逊，但是透露出来的却是不卑不亢的自信。而如今，我们的文学写作者们，可有这样自信的平常心？文学评论界之所以持“诺贝尔文学奖最好不给中国人”的论调，大概也缘于此。不过，评论界和作家的心态，正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逃不脱的都是“诺贝尔情结”。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态度是，不妨积极争取，但得失要顺其自然，假如哪天中国人真的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希望他拿了奖金之后，还能不迷失文学的方向。对于“大师”这顶“土桂冠”，我的态度，也是如此。

无论是“大师”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佛家看来，都不过是“以指指月”的那根手指，要真是把它们当作月亮，便是“昧于月”，落入“第二义”了。而儒家的孟子也有自己的说辞，他管这种称号叫“人爵”，看看他的话，你会觉得意味深长：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在现实中可以对号入座，而“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我们或者自勉，或者当他是警世之语好了，反正，现实有时候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