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管我们国家叫“China”（或者是Cina，Tsina，Sinae等），我们承认这一称呼。但我们把自己叫做“中国”或“中华”，简称“中”，比如“中美联合声明”、“中俄友好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些时候也简称“华”，比如“华侨”、“华裔”、“华人”……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众所周知的事物，因为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黑格尔《思想现象学》），比如我们称自己为“中”、“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从这两个字出发，说说关于我们中国的一些小知识。

（一）   古代的“华夷”

先说“华”字。“华”，本意是指草木之花。上古“华”“花”本一字，通用，在《周易·上经》“大过”卦有“枯杨生华”，在《诗经》《周南·桃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召南·彼何襛兮》“彼何襛兮，唐棣之华”“彼何襛兮，华如桃李”、《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小雅·唐棣之华》“唐棣之华，鄂不韡韡”、《小雅·采薇》“彼尔维何？维唐之华”、《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等，即是证明。后来“华”被用指华美有光彩的东西，如《尚书注疏·卷十》：“冕服采章曰华。”而“中”字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即是“中心”、“中央”，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皆在中原腹地，如殷商在今河南、周在今陕西。在其四周，则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礼记·曲礼》）。在同这些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先民们发现，比起四周这些茹毛饮血、断发文身的蛮夷，处于中央的自己具有不可比拟的礼仪之大、服饰之美的优势。所以《春秋左传正义·闵公元年》、《论语注疏》都说：“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这就是“中华”、“华夏”概念产生之始。然而这种“中”“华”的称呼，依照现代西方的理论看来，完全是“种族中心论”思想的产物：

认为人们所属的群体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衡量所有其他人的准绳的观点，在行话中可以称为“种族中心论”，一些相应的民间习俗肯定群体内部的关系和与外部的关系。每个群体都维持自身的傲气和虚荣，展示其优越性，赞美自己的神灵，蔑视外人。每个群体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习俗是良好的，从而谈起其他群体的习俗时嗤之以鼻。（[美]William Graham Sumner《民间习俗》）

“中”，表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华”，则是“认为只有自己的习俗是良好的”。这确实与“种族中心论”契合。

现在看来，“中”、“华”明显是大汉族主义。但毫无疑问，就是这种“中”“华”的意识，促成了强大而稳固的汉族最终形成。随着汉民族势力的扩大，不停的与外族进行交流和战争，这种“中”“华”的意识也得到一次次的加强。最终形成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华夷”思想。

“华夷”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经济上的“朝贡关系”。

客观的说，在近代以前，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一直是东亚最先进的。这种先进，不单纯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表现为文化上的强势。面对这种明显的文化落差，作为老大哥的“华”，摆出了“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的教化者姿态；而中国周边的“夷”，诸如暹罗（缅甸）、安南（越南）、琉球、日本、朝鲜、蒙古等，也以自己的“夷狄”身份为耻，以学习中华文明为荣为幸，努力摆脱落后者的形象。比如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朝鲜自称“小中华”。在中央王朝面前，他们通常以“藩属”、“属国”自居，扮出一副虔诚的模样。引用朝鲜李朝宣宗的话说：

上曰：“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时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也，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宣宗实录》卷三十七）

其实这个“上”，也只是内部人私下里说说，上不得台面。在巍巍的宗主国面前，他只能称自己是“朝鲜国王”罢了。

可以这样说，东亚所有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都或多或少受到中华文明的恩泽，这主要体现为在文化观念、道德准则、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方面与中华文化的趋同，甚至是亦步亦趋。几千年的交流沟通、耳濡目染，最终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二）   今天的“华夷”

进入近代以后，东方老大帝国的“天朝上国”梦想，被西方来的“洋夷”彻底打破。在西方“生电光化天”面前，华夏的“仁义礼智信”就像一个陈旧的纸灯笼，一捅就破了。虽然我们口头上不愿承认自己的落伍，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私底下却免不了要咬紧牙关“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便我们还口口声声的把他们称为“夷”；但在外人口中，原来的“中央之国”，却换了一个新名字：“远东”——遥远的东方。就这样，中国被边缘化了。

左图为中国最常用的《世界地图》。图中，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右图是西方最常用的《世界地图》。图中，中国处于世界的最东边，俗称“远东”。从这两幅地图的对比中，多少还可以看出“华夷”意识与“中心”理念来。

随着中国国势渐趋没落，他的影响也日渐缩小。他周边的藩属国则发现：“哦，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可以依靠的主子！原来我的选择不止一个！”于是眼光慢慢扩大，心眼渐渐活泛。绵延了数千年的“华夷”思想，终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东方的知识扩大的双重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西方文化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涌入，“华夷”思想乃至被本国人鄙夷为专制落后的封建文化糟粕、奴役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渣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华夷”思想，恐怕就不会向以前那样单纯的贬低了。

首先，说说文化上的“华夷关系”。华夏文明，作为世界唯一继承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华夷”观念在其中可谓功不可没。回想过去数千年中，汉民族多次走到悬崖的边上，“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尤其是五胡乱华、辽夏金元、明清易代、清末民初及日寇入侵五个时期，国势危于累卵，民族危在旦夕。每当此时，人们总是想起“夷夏之大防”、想起“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从而激起全体汉人的民族意识，为抵御外辱做殊死抗争。即便是外族统治中原，他们也要给自己找一块遮羞布，好让自己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后魏，作为鲜卑人的拓跋氏，居然称自己是黄帝苗裔：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纪》）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莫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唐·李延寿《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

可见一斑。所以数千年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四夷交侵，而华夏不绝如缕”，中间就有赖这“华夷”意识。

当然，文化上的“华夷关系”也不是没有弊端。比如，不管我们怎么爱好和平、胸怀四海，对于外面的国度，我们总会给它们冠以一个不雅的“绰号”：印度“阿三”；韩国“棒子”，日本“鬼子”；俄罗斯“老毛子”；非洲“黑鬼”；欧美“洋鬼子”……这其中就多是“华夷”思想作祟。在比如眼下，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国家是谁？韩国。在中国人眼里，韩国那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属国，而现在就是典型的白眼狼、暴发户。我们会很阿Q的想：“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鲁迅《阿Q正传》）这也是“华夷”思想的遗毒。

这坏的方面，并不是中国才有，那些以前受中国影响的藩属国也时常因此而患病，最常见的就是“篡改历史”“去中国化”。在中国衰落之后，那些藩属国就开始蠢蠢欲动。等自己有了新主子，或腰杆硬了，从前的家奴“一阔脸就变”（鲁迅《赠邬其山》），迫不及待的虚构自己民族的文化，从汉字书写的史料中去找反抗中央王朝的“光辉事迹”，发掘出来路可疑的“民族差别”，乃至凭空臆造自己民族的文化，“去中国化”“排华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些可笑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举动，一方面是体现他们突然发达以后的虚荣与自大，另一方面也是对从前一直处于从属、藩国、“夷”地位的自卑。极度的自卑导致极度的自大，大至不能正视历史。于是便有了“篡改历史”“去中国化”。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汉字的记载，东亚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残缺不全的。他们“去中国化”以后，丢掉的却是其自己“民族”中最重要的部分。

其次，再说说政治上的“宗藩关系”。现在以前老大帝国的宗藩，多已变成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再说“宗藩”，多半有人会说是“大国沙文主义”，并有可能变成“中国威胁论”。

其实，换个角度看，“宗藩”制度可以给我们现实社会提供许多新的借鉴。比如“一国两制”，其实就是宗藩制度的变异，在宗法制度下：藩属国承认宗主国地位；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制度；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的军事防卫。而“一国两制”呢：特别行政区承认中央政府的地位；中央政府保证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中央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的军事外交。其他还有许多可以互相比照的地方。这就是“宗藩制度”的活学活用。运用的好，可以解决部分领土问题，也可以解决台湾问题。

但“宗藩制度”并不是没有瑕疵。由于古代，中国与周围的藩属并没有严格的疆域划分，常见的想法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又或者“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下》）。古人的豁达大度、难得糊涂，导致时至今日，经常有一些我们看来是莫名其妙的领土纠纷。

随着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增强，中国再次崛起于东方，中国重新成为东亚核心的日子指日可待，东亚融为一体的时期即将到来。到那时，“华夷意识”或许还有更多的现代意义。

（本文参考了韩东育《东亚的心胸》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