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并不爱看书，觉得弹球、拍洋画儿、任天堂这些东西比拿本书在家看要有意思多了。当时我并不是没有阅读条件，我老姑就是开书店的，我净帮她看摊儿了，还老替同学借书看。看摊儿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沉迷于收钱的那种感觉中，每卖出一本书，我都有莫大的成就感，与销售额成正比，五块钱能让我高兴半天。那时候《读者》还叫《读者文摘》，九毛八一本，《北京晚报》不是五分就是一毛一份，上面几乎见不到广告。现在回想起来，我大学应该上经管专业，打小就爱经济往来。

    我真正开始看书，是十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专业我不喜欢，就不去上课，待在宿舍，睡觉或弹吉他。一天24小时，觉总有醒的时候，吉他老弹手也疼，踢球总得等到有人下课，不能一个人对着球门踢，用不了的时间该如何打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开始看书。先从小说看起，里面有故事，抓人。当时对书没有鉴赏力，好坏不分，只要封面好看，就从图书馆借来看，这一时期看了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觉得写作不是件多难的事儿，便动笔写了《草样年华》。

    书像毒品，慢慢会让你上瘾，现在我便深陷其中，离不开了。这么多年看下来，我更坚定了这个看法：有些书是让你敬仰的——都是人，为什么人家能写成这样；有些书是让你树立写作信心的——丫都出书了，有什么。现在图书种类比以前多多了，多的这些基本都属于后者。某一天，我突然觉得，写作的信心不需要屡次从别人那里获得了，于是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只看名著，不看流行文学。

    连看两本名著，到第三本的时候，看不动了。不愧是名著，里面都是干货，噎得慌，得兑点儿水，整点儿通俗的，稀释一下，别把自己弄得那么争分夺秒。于是又名著和非名著杂着看，意识决定物质，什么心情看什么书，不故意，不强弩，不高攀，不低就。这样看下来，还比较舒服，既取得个人进步，又没和流行文化太脱节。

    有了看书的欲望，自然得买书，现在我家书柜里，没看过的书比看过的书多。买书和不看书并不冲突，书不是食品，放长了也不会坏，现在买书是为了以后看的，有多以后说不好，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五年。反正买的书都是迟早要看的，只是时间问题。

    比如，我有好多古镇自助游的书，自己逛，对我的路子，古镇也比城市让我向往，所以这类书凡是我觉得印得还行，就都买了。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背起包，装上书，穿上鞋就走了。光凤凰的书，我就有好几本，谁让这是沈从文老家呢，文人骚客都去，谁让我也写东西呢，抽空肯定得去附庸一下风雅。去之前，先看看别人是怎么风的，自己再风的时候，必须风得不一样。

    我不爱看外国的书，总觉得翻译过来的语言不是人话，不知道是外国人不说人话，还是翻译者不说人话。名著就不跟它计较了，虽然不是人话，但是人事儿，能从国外大老远地传过来，还久经考验，看的时候费点儿劲就费点儿劲吧。碰着便宜的，买几本备着，看不完给儿子看，儿子看不完给他儿子看，只要书不烂，能传几代传几代。外国的流行文学就算了，不花冤枉钱了，每年买本诺贝尔就够了。

    银行不一定是放钱最安全的地方，书市是我买书最多的地点，在那买的书，至少占我全年购书总量的1/3。每次书市，我都拎几袋子书回家，手勒出印儿，内心满足。把这些书搬回家，就等于把思想带回家，把它们立在书架上，随时武装头脑。

    前两天还有记者问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一年看多少书。为了不让人说我都不阅读，还写东西呢，也好意思，我咬了咬牙，一狠心说：10本。其实，整本看完的也就五六本。其实我巨想看，就是没时间。不能再这么干了，买书固然重要，但买是为了看，光买不看，老想着以后再说，这不行。现在能进步就得及时进步，人生苦短，马上就27岁了，就说活到80岁，刨去临终前和病魔作斗争的那段岁月，我也就能看50年的书了。按这个阅读速度下去，这辈子只能再看300本了，也许书架上的这些书都看不完。只争朝夕吧，把逛书市的时间用来看一本书，收获比买一柜子书大，这和少说多做是一个道理。（孙睿）

    ★孙睿，青年作家。北京人，1981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主要作品：长篇小说《草样年华》《草样年华2》《活不明白》《我是你儿子》；中短篇小说集《朝三暮四》；主编幽默杂志书《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