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观念中，财富是由财与富两部分组成的，两者含义不同，内容各异，但又密不可分。当然这是指物质的、具体的财富，而不是抽象的，或精神的财富而言。所谓财，无论是指物质、商品，还是贷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可以量化的，例如有多少人民币、多少美元，或者是一套公寓、一幢别墅。但富却未必能通过财的数量来体现。据说富裕国家通行的富人标准是拥有随时可支配的100万美元、一套住房、一幢别墅、两辆汽车；但在中国似乎不必那么多。而且，同样的财在不同的人手里会体现出不同的贫富。前些年，上海市政府规定最低收入标准，引起西部一位处级干部的不满，说所定标准比他的工资还高。其实，谁都知道，即使那位处级干部拿的钱更少，实际上也会比上海的低收入者富。就像有一次一位总理对凤阳的农民说，你现在的收入比我的工资还高。但从来不会有人相信，凤阳哪怕最有钱财的农民与北京的高官一样富，因为高官的实际待遇是无法用工资来衡量的，所以，除了财以外，是否算富，富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如政治地位、社会声望、权力资源、人缘友情，甚至个人品行。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免不了，但在穷国或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肯定更为突出。

　　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当年在课本中读莫泊桑的《项链》时就想，为什么同样的假项链，戴在阔太太脖子上就成了真的？而小职员的太太却非要以为戴了真项链才有自信呢？我一位久居国外的朋友回上海后，给他的孩子买了不少假名牌服装，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位外籍华人的孩子浑身的名牌。但小贩的儿子偶然穿上别人送的名牌服装，周围人都以为是冒牌货。中国开放以来，我们都曾看到过有人提着正在放录音的单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年轻人戴的墨镜上贴着一张不小的“PASS”，大款后面跟一位捧着砖头般大小移动电话的随从，当时多数路人会向他们行注目礼，但要是今天看到这种情况，大家或许会怀疑这些人精神不正常。这固然有物价的变化，这些东西现在已不那么值钱了，更有精神因素，因为当时令人艳羡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可见，财富并不是纯粹的物质，至少与精神因素有关。

　　我虽然出生于号称江南名镇、并以拥有众多豪富著称的浙江湖洲南浔镇，但我家却是外来的小户，自幼向往的只是免于饥寒，至多温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有什么财富。1962年初，我在《青年报》发表一副“新春联”，获得5角钱稿费，是我平生第一笔现金收入。1964年9月，我进上海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班，每月领到18元津贴，从此不再依赖父母。1965年8月正式成为教师，每月工资37元，开始有了积余。但直到改革开放，财富二字还与我完全无缘。一方面是工资低，当我于1978年离开中学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是十年一贯制的月薪48.5元，虽足以维持生计，但连买书也得精打细算，所以无财可理。另一方面，是囿于当时流行的观念，考虑生活和享受是万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想多挣钱当然更可耻。

　　此后，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1979年，我在复旦大学学会办的杂志《大学生》上发表了一篇译文，拿到了22元稿费，几乎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以后开始陆续发表论文，稿费成为工资外的重要财源。1984年，我与同人完成了一项古籍整理，获得了3000元稿费，在当时不啻一个天文数字。1985年7月我到哈佛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哈佛燕京学社给我的津贴是每月约1300美元，那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约1∶3.2。开始到美国，每花一块美元就会在心里乘以3——相当3元人民币呀！手都会发抖。但来了几年的朋友告诉我，应该乘以10，因为你的收入至少是国内的10倍。可不，那时我作为复旦大学的讲师，月薪还只有人民币65元。实际上，美国的物价相对于收入来说并不贵，除去一家三口的开销，我的津贴还是每月能有积余。加上这些年来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消费和理财观念。

　　大概是前35年深受无钱之苦的缘故，我一直以为与节流相比，开源是最重要的。所以只要有利于开源，必要的投入应毫不犹豫，冒些风险也值得。1986年秋我从安徽乘火车回上海，按规定副教授只能报销硬座车票，上车后我自费补了十来元的差价，坐进了软席车厢。同行者不理解，觉得硬席车也有座，何必多花这钱？我有自己的算法：那时的软席车很空，完全可以占着一张小桌，我随身带着待标点的古籍复印件，每千字的稿费约3元。车到上海，我已点完五六千字，所得远超过所付，而且能及时完成，何乐而不为？所以，只要发现有利于改善工作条件的设备，我总是尽早购买。1986年夏天买摄像机；1987在房间里装窗式空调；1990年买台式电脑；1991年买笔记本电脑；1992年买手提摄像机；1997年买数码照相机；1998年买第二台笔记本电脑和掌式摄像机；2000年买第二架数码照相机、第一个数码录音机；2001年买第三台笔记本电脑；百分之百自费。钱花了不少，但除了摄像机只供个人收集资料外，其他设备都产生了很大的效益。这些新、轻、精的设备，随着我走遍七大洲，无论在飞机、火车、轮船、旅途、旅馆、会场、野外、家居，我都能随时运用。像今年在非洲期间，几乎每天在路上，但我用笔记本电脑写的文章，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都能及时发回国内，在网络和媒体发表。我的第二架数码相机是专为南极之行买的，用它拍摄的南极照片广泛发表于报刊杂志和画册，也用于我自己的书中。所以我以为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比一味节流的效益要高得多。

　　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应该适度并且积极地消费。钱存在银行、留在家中，或一味追求保值，至多只能产生精神上的满足，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既改善物质生活，也满足精神需求，还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于公于私都有利。1985年到美国后，我感到有汽车很方便。向留学生了解一下，觉得完全有财力购买和使用，而且我的使用率比别人高。于是马上学车，考驾照，买二手车，那时买车的都是年轻的留学生，没有我这样40岁的访问学者；他们买的都是几百美元的旧车，上千美元的也不多，而我买了一辆1800美元的。不少朋友不理解，或者以为我准备长期留下去了。我告诉他们：正因为岁数大了，今后全家一起到国外来的机会不多，更值得享受一番。车买得好些，是为了明年回国前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第二年一开春，我一家用这辆车游了纽约、华盛顿、尼亚加拉瀑布等地，还在加拿大玩了一个星期，周末几乎走遍了波士顿附近，有时还带上其他朋友。有了车，参加各种活动、看书、访友方便多了。周末购物也不再限于中国城，只要在报上看到便宜品的广告，一下子就到了，太太经常能用减价券换到日常品。这辆车我一直用到回国的前一天，按预先协议转让给一位朋友，卖了1200美元。要是我贪便宜买几百元的车，不仅不敢跑长路，去不了加拿大，临走时也未必卖得掉，还得花一笔钱处理。

　　1987年我分到了一套两房独用公寓，在卧室装了窗式空调。当时整个复旦大学宿舍区，除了学校的小招待所外，还没有一家装空调。安装手续也很麻烦，先得向供电局交申请报告，花100元换电表，接专用线路的人工和材料费另付，还得按每月12元标准交4个月共48元的“超量使用费”，外加这台空调每天耗电约10度。不少人问我怎么舍得花这些钱，或者打听究竟要用多少电，合算吗？我的算法却是：空调是回国时带来的，钱已支付，不用也是浪费。一次性的安装费虽不少，还付得起。每月开支增加一百多，但每年最多用三个月。一家人舒舒服服度夏还是值得的。何况以往盛夏晚上根本做不了事，现在照样能写文章，提高了工作效率。

　　有些人担心这类高消费都是用公款，会导致腐败，这是另一回事，应该通过党纪国法来解决。我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财的来路必须清白，也要花得合法，既不损害国家利益，自己也心安理得。1986年我带了一架摄像机回国，事先问过我国驻外使馆，得到的答复是，可以使用两个“大件指标”（即电视机、录像机一类的免税指标）。但在上海出关时，海关人员告诉我，摄像机不属免税范围，要进关至少得交3000元税——相当我两年的工资。一位关员对我很同情，示意我作为录像机申报，就可按一个“大件指标”放行。我谢绝了他的好意，筹钱交了这笔税。我赞成合理避税，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减少自己的损失，但聚财以道的原则适合于任何人，不应该为了省钱而违法，更不能通过非法途径积聚财富。

　　我的观念还没有新到举债消费，不敢花明天的钱来提前消费。但到1999年购买现在住的商品房时借了10万元公积金，分10年偿还。我也明白应该以钱生钱的道理，但深知目前的市场不规范，自己既无经验，又没时间和精力，至今还墨守陈规。先师谭其骧先生生前捐资创立的一项基金，前几年已积累到约20万元，一位同事建议交给他经营，保证每年生利百分之多少，并表示如达不到就由他个人补偿。我断然拒绝，怕将好不容易积起来的这笔钱败了，对不起先师。我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将10万元存入一项三年期基金，获得利息45%。后来股市抵迷，利息下跌，那位同事是否获利不得而知，我暗自庆幸当时没有心动。不过，随着国家法制的健全，经济秩序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发达，我相信我的观念也会进一步开放，就像以往这20年间一样。

　　（摘自《人在时空之间》，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定价：29.00元）